藏之，何日忘之。”张居正不愠不火，总是一个眼波深沉，“但是，汝观啊，我也提醒你，不要忘记了你我年轻时立下的理想。那时候，你在户部当主事，我在翰林院里当编修，都还只是个下等官吏。当时的宰辅是严嵩，他利欲熏心，挟威权以自重，大肆卖官鬻爵。各衙门当道大臣，为了保全自己的官位禄秩，几乎有一多半趋炎附势，与之同流合污。以至黑白颠倒，政事窳败。有一次，记得是个大雪天，你我凑在一块儿喝闷酒，议论政事心情败坏，然后是你提议，我俩一道顶着蝴蝶般的大雪片子跑到香山脚下，寻找那一座早已破烂不堪的钟馗庙：对着泥胎剥落的钟馗塑像，我俩焚香祷告，期望这位打鬼英雄再次君临人问，以扫除政坛妖氛，还我清明吏治。汝观，你还记得这件事么?”

    “……记得，”王国光脸上肌肉痉挛了一下，若有所思地回道，“听说那座钟馗庙年久失修，早就垮掉了。”

    “人间的鬼太多，钟馗受此冷落，也是理属当然。”张居正一番感叹，又语重心长地讲下去，“汝观兄，现在你我两人，一为宰揆，一为冢宰，按常理已是天下文官之首。身居要位，尤当谨慎：天底下有多少官员，有多少百姓，就有多少双眼睛盯着我们：如果我们又作师公又作鬼，遇到这种天大的丑闻，想的不是去揭露．去纠正，而是千方百计遮掩起来，岂不堕落到跟严嵩一模一样?你难道保证没有年轻官吏像你我当年一样，也跑去钟馗庙长歌当哭，骂我们昏庸无道，采用卑劣手法，窃取朝廷的禄秩?”

    “这……”王国光仿佛被人踹了一个窝心脚，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讷讷言道，“咱是想屎不臭，何必挑起来臭。”

    “老兄此言差矣，你听我跟你讲一个故事。”张居正说着稍一敛神，接着言道，“北宋庆历年间，主管进奏院的集贤校理苏舜卿与本衙属官中秋聚会，还请了欧阳修、梅尧臣等一帮名士参加。聚会的费用来自两部分，一部分是将衙门过时的文纸卖掉，不足部分由苏舜卿贴补。当时京城汴梁，存在着革新与守旧两股势力，苏舜卿的岳父杜衍担任枢密使，也就是宰相。两个副枢密使，一个是范仲淹，一个是富弼，三人共理朝政，都是改革派的领袖。守旧的反对派一直想把这帮改革官员赶下政坛逐出京城，可是总也找不到机会。这一下他们从苏舜卿身上找到了缺口。须知北宋吏治极严，私卖作废文纸得来的钱只能充公，若用来私人打牙祭，便是触犯国法，反对派的骨干人物御史大夫王拱辰、刘元瑜等立刻给宋仁宗上折弹奏此事，请求严惩。仁宗皇帝架不住反对派的轮番劾奏，加之对苏舜卿狂放的文人习气一直心怀不满。于是下令将苏舜卿撤职投入诏狱，枷掠严讯。过了两个月结案，判苏舜卿监守自盗，减死一等科刑，被贬到苏州，永不许再回京城。参加那次宴会的十几位名士几乎全都是改革派，也全部被贬出京，就连杜衍、范仲淹和富弼三人也受到株连，降职外调。一时间，守旧派卷土重来弹冠相庆，用他们的话说，改革派被“一网打尽，京城中名士一时俱空!”就这么一件小事，使杜衍、范仲淹、富弼三人倡导的改革毁于一旦。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汝观啊，历史的教训我们不可不汲取。”

    张居正讲的这一则历史故事，在王国光心中引起了震撼。他问道：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是不是这时候写下的?”

    “是的，《岳阳楼记》开篇第一句话‘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记述的就是这件事。一场改革失败，倒是留下了两篇好文章，一篇是方才讲到的《岳阳楼记》，另一篇是客死苏州的苏舜卿写的《沧浪亭记》，本都是柄国大臣，最后沦落为一介文士，岂不悲哉!”

    “因小失大，可见官场残酷。”

    “这就是我决心揭露辽东大捷一事真相的缘由，”张居正到此时才亮出底稗，“一连六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