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遂将语调一转，说：“有一个人倒是越活越洒脱了。”

    “哪一个？”曾国藩从对李元度的歉疚中走出来，生发了几分兴趣。

    “郭筠仙。我听厚庵说，刚基去世，他悲伤过一段时期后便很快释怀了，这两年读了很多洋人的书报，常说洋人超过我们的地方很多，不只是船炮器械，他们的法律国制都值得我们效法。世道变了，礼失而求诸野。他很想出洋去看看，总未遇到机会。”

    郭嵩焘的儿子郭刚基是曾国藩的四女婿，聪慧好学，只是天不假年，二十岁便病逝，留下娇妻幼子，害得父亲、岳父伤心不已。

    “筠仙的这个心思十年前便有了，我总觉得他今后会在这方面有一番事业出来。是该多有一些大臣到外面去看看，现在夜郎侯太多了，总以为自己了不起。”曾国藩想起了几个月前，以醇王为首的清议派对处理天津教案的掣肘，至今仍感委屈。“我曾经答应过筠仙，向皇上保奏他出洋考察，这两年内只要我没死，就一定践诺。”

    自从办津案以来，曾国藩常常想到死，他有一种预感，而这种预感又使他多次梦见死去的祖父和母亲，他于是更相信死期不远了，心中常默念着哪件事该了而未了，应如何了结。

    每当这时，他的一颗心，便会如同脱离躯体似地飞回了荷叶塘。不知为什么，荷叶塘那块贫瘠僻冷的土地，那条小小的浅浅的涓水河，那座荒芜的高嵋山，还有长年累月生活在那里的父老乡亲，总是勾起他绵绵不绝的思念，当年那个寒素的耕读子，是怎样急切地盼望走出去，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啊！今天，这个勋高柱石的大学士，却又魂牵梦绕般地想回到它宁静的怀抱。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曾国藩为此而迷惘，而困惑，而苦涩。此中答案的确难以寻求。

    相见的气氛居然这般令人伤感，这是彭玉麟进城之前所没有想到的。渣江的退省庵早已建好，杭州的退省庵也正在筹建中，彭玉麟向来对名望事业看得淡薄，内心的痛苦也就不如曾国藩的深重，谈过几个老朋友的近况后，他转入了正题：“涤丈，马穀山这事，好使人惊诧！”

    “是这样的。”曾国藩点点头，说，“雪琴，你把马穀山被刺那天的详情说说吧！”

    “好。”彭玉麟端起茶杯，轻轻地呷了一口，似有所思地说，“这真是一件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