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了。”

    ——皖、奉、粤南北三家联合，共同反直，已非一日之议了。早在1920年7月直皖之战段祺瑞大败而退出政坛时，便从隐居的天津频频与广东的孙中山谋求联合，以便东山再起。那时候，直奉两家还是亲密的，奉张在段祺瑞将败时是向段宣战的。但是，张作霖并非一心向直，而是想在战胜之后能够分得一些胜利品。后来的事实证明，直系曹吴是不愿意“肥水外流”的，何况他们两家背后又各有帝国主义国家做后台，自然因分配不公而有了裂痕。段祺瑞败了，他要寻机报复，当然关注直奉关系，发现他们有了裂痕，段氏十分欣喜，便派要员去东北。l922年初，皖系骨干段芝贵便频频去见张作霖，张作霖也派大员去天津拜会段祺瑞。到了这年4月，直奉因矛盾激化，发生了第一次直奉大战。战争结果，奉张大败，退出关外，直曹独揽了北京大权。

    经过这场战争，奉张和皖段联合的步伐加快了。张作霖坚定地认为要报复曹吴，非联合段祺瑞不可；段祺瑞再起在急，也认为非借奉张不可，因此，信使更密计议加紧。

    皖系残余实力，浙江总督卢永祥，还是霸据沪浙一方。张作霖便派姜登选为驻沪代表，以便及时联系。卢永祥委派得力助手邓汉祥为自己的代表，亲自和姜接谈。不久，邓、姜二人即达成共识：奉浙两方在政治上互相呼应，在军事上做到攻守同盟，誓与曹吴不两立，打倒曹吴后拥段上台。段祺瑞也想尽办法拉拢张作霖，张作霖觉得段祺瑞是北洋元老，资望很高，认定国家元首“非段莫属”，并一次即拨付段活动经费三百万大洋。段祺瑞对张作霖也一改昔日的看法，甚为赞扬。

    段祺瑞与孙中山的联络，是在孙中山在广州进行的第二次护法运动的紧张的时候，即1921年12月，段祺瑞派心腹大将徐树铮去了广州。孙中山派廖仲恺、汪精卫、蒋介石与他接洽，并且十分认真地告诉廖、汪：

    兹请两兄及介石为我代表，与又铮(徐树铮号又铮)切商军事之进行，现决于旧历年后用兵，希望皖系策应，使直系更无归路。自来战争因于政略j吾人政略既同，斯为南北一致，以定中国，其庶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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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2年1月3日，徐树铮在蒋介石陪同下，由广州乘车去桂林，与孙中山直接晤谈，十分融洽。事后，孙中山给蒋介石的信上还说：

    徐君此来，慰我数年渴望。

    1922年2月20日，段祺瑞又派周善培到广州见孙中山，进一步商谈反直大计；在二次护法运动因为陈炯明叛变失败后，段祺瑞再派徐树铮南下广州、福建，与孙中山的部下许崇智等联络。事后，在徐树铮的一个通电中就明确表示要奉段孙二人为最崇拜的人物：“无论何人命令，树铮概所勿受，惟以至诚敬尊合肥段上将军祺瑞，中山孙先生文，为领导国家根本人。在今之日，我中华民国非此二老出任艰巨，国基万难平安。”

    1922年10月，张作霖宴请孙中山的代表汪精卫、程潜及段祺瑞的代表吴光新时，三方更具体地讨论了三角联盟大计。张态度坚决地说：“中山、芝泉与余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余等当协力同心，第一步以逐吴佩孚、曹锟为目的，第二步再谋新中国之建设，再图国家之强盛。”

    现在，三方上海会谈，便是具体落实三角联合，共同反直大计的。

    三方会议开得很顺利，决定共同出兵，反对曹吴，待反直胜利之后，即由三家共同主持国家大政。关于主政问题，三家的意见是：汪精卫主张由孙中山任大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邓汉祥主张由段祺瑞任大总统，孙中山任国务总理：汪精卫想让姜登选支持他的意见，对他说：“姜公，我和邓公是两个意见，你看这事当该如何处理?”说这话的时候，汪精卫满以为奉系会支持他们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