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都明朗了：我们要参加研究进一步巩固国界的措施。

    此时，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成了公众注意的中心。这次会议审议了工业和交通部门的任务及其他最重要问题，指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与此同时，中央委员会以布尔什维克党的坦率态度揭露了缺点。人们在阅读会议材料时，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列宁关于要根据一个党对所犯错误的态度去判断它的力量和严肃性的名言。红军建军二十三周年纪念活动，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这一健康的批评精神。在庆祝大会的报告中远非只能听到大吹大擂。B·C·朱可夫发表在《红星报》节日专号的一篇文章，也体现了这种精神。总参谋长坚决反对军队战斗训练中的死板公式和各种陈规。他强调指出，现在国际形势迫使我们每分钟都要处于完全战斗准备状态，这些陈规特别不能容忍。

    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M·E·基尔波诺斯被选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此后不久，他又被授予上将军衔。我们诚挚地向他表示了祝贺。

    3月初，巴尔干半鸟的局势开始复杂化了。苏联政府向保加利亚政府声明，让德军进入保加利亚领土，将导致扩大战争范围和保加利亚被拉入战争，苏联政府对此极为不安。事态已经很严重。它迫使我们更加紧张地拟制巩固国界计划。

    我们完成任务后，于3月中回到基辅。军区司令部的人员等着我们归来。我的为数不多的助手们被一天天堆积起来的急务压得喘不过气来。总参谋长要求军区举行一些旨在实际检验战时步兵师编制的试验性演习。规定将其中一个兵团扩编为战时编制。为此，兵和军士用被征召参加集训的预备役军人来补充，军官则由其他师暂调，技术装备和武器由应急储备品中拨出。这个齐装满员师要实施行军，实施训练性进攻和防御战斗，以便了解各部队的可指挥程度和灵活性，以及火器的保障程度和后勤分队的能力。总之，要证明新编制的步兵师是否符合现代战争的需要。

    这是件规模宏大而又十分细致的工作。总参谋部规定在1941年秋季前结束此项工作。读者已能猜到，这一任务未能全部完成。战争爆发时，我们的师仍然按和平时期编制补充。

    在斯拉武塔、罗夫诺、伊贾斯拉夫利、舍佩托夫卡地域举行了由红军骑兵总监奥基·伊万诺维奇·戈罗多维科夫导演的大演习。题目是《在集团军翼侧行动的加强骑兵军行军和遭遇战斗》。辖骑兵第3、32师的骑兵第5军及坦克师、摩托化师、航空兵师各一个参加了演习。所选地形是很困难的，有许多小河和沼泽，由于时值春汛期，正四处横溢。不难设想，军队要遇到多大的困难。在这样的条件下不同兵种的兵团和部队之间特别难以协同。大家都得出力。遗憾的是，当时除作出了一些在战斗中十分有用的正确结论之外，还作出了一些有问题的论断。例如，有几次演习的总导演由于受到某些挫折而心情沉重，便建议：“坦克师和摩托化师要避免在夜间移动。”为什么呢？据说是因为军队指挥复杂化，行军速度下降，还可能出事故，而在夜暗中修理技术装备又极端困难。夜间冲击是绝对摈弃的，据说是因为夜间冲击后连人都无法收拢了。

    战争勾销了这些建议。它迫使军队最经常在夜间行军，而且不敢轻视夜间冲击。

    我首先要做的事是拟制各集团军的国界掩护计划。此项工作，我们原先是同格尔曼·卡皮托诺维奇·马兰金将军密切合作的。但如今他走了，被任命为总参谋部作战部长。接替他位置的是我在总参军事学院的同学阿列克谢·因诺肯季耶维奇·安东诺夫①少将。无论是性格、才智，还是学问，他都酷似他的前任。甚至在外貌上，他和马兰金都有某种难以捉摸的相似之处。安东诺夫在服役前也念完了中学和林学院一年级。他和马兰金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