哩。”

    “这个命令在哪儿？”普尔卡耶夫气忿地说。

    “今天或是明天我们就会收到了。”我们的这位“组织和动员”专家平静地回答。

    “那我们就什么时候收到，什么时候再考虑吧。”普尔卡耶夫沉默了一会，又说：“不过我不允许压缩作战部。您找其他部作牺牲品吧。”

    “是，马克西姆·阿列克谢耶维奇。”安东诺夫愉快地表示同意。

    我只能感到高兴：参谋长不允许压缩……（我们终于没来得及执行这一命令，因为战争爆发了。我后来觉得，开始战斗前一周简直不可能有那样的命令。我写此书时，决定检查一下是不是记性作弄了我。结果发现还真有过那样的命令。）

    关于各军向边界开进的训令刚发到执行者手里，问题和请求便接踵而来。

    步兵第55军军长首先给普尔卡耶夫打来了电话。他问：参加伞兵集训的那些分队怎么办？还要不要按计划规定再派去三个营？

    普尔卡耶夫与司令员交换意见后才对我说：

    “通知军长：所有出缺分队立即归建，以后一个营也不得派出集训。”

    后来我得知，参加集训的分队终于未能在战争爆发前返回本军。

    参谋长的电话铃声不断：有的请求把军区首长调来执行各种任务的部队归军建制，有的要求迅速归还靶场的炮兵，有的要求补充运输工具。我们的一切训练计划、经济计划和施工计划都是着眼于和平时期的。现在却要火速进行彻底修改。

    但未经莫斯科准许，又并非一切都可由我们作主。

    在6月这些令人不安的日子里，有一次会见特别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由于我埋头工作着，没有发现有人走进了我的办公室。

    “你好，上校同志！”我忽然听到了一个响亮而愉快的声音。

    我从地图上移开视线，看见面前站着我的一个老熟人。他是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科涅夫中将。早在1927年，机缘就使我们首次在古尔祖夫疗养院相遇了，我们在那里相处得很好。我新认识的这个同志性格直爽，机敏过人。他读了很多书，空余的每一分钟都用在读书上。

    当时我同他谈了许多我们所关心的军队生活问题。通过这次谈话，我觉得伊万·斯捷潘诺维奇是个思维独特而又富于创造性的指挥员，他不仅精通战术，而且是军队战斗训练法专家。我发现科涅夫有某种特别的本领，他能看出军事发展中新的和进步的萌芽。他对一切公式化的东西都深恶痛绝，即使是很深的交情也不能使他不提出尖锐批评。

    我们有点一见如故。当然，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的工作兴趣在许多方面相同，因为当时我们俩都是团长。

    几年以后，我们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相逢了。虽然我在基本系学习，他在特别系学习，但我们仍经常找时间亲切交谈。毕业后我们各奔前程了。我很感兴趣地注视着伊万·斯捷潘诺维奇在职务上的迅速提升，真诚地为他的成绩高兴。到战争前夕，他已指挥北高，加索军区了，该军区主要兵力已编成我们新的第19集团军。科涅夫被任命为该集团军司令员。

    不过，我完全没有料到会这样快在这里，在基辅见到他。

    我们很想长谈，但两个人都很忙。伊万·斯捷潘诺维奇请求给他介绍一下军区情况。我请来了邦达列夫上校。他讲了边界那一边的情况，我尽我所知讲了军区所属军队的状况和配置。科涅夫很满意。

    “谢谢你们的指教！”他说。“现在我可以到自己集团军去了。”

    他的声音仍象以前一样充满朝气。他伸手向我告别：

    “万事如意，伊万·赫里斯托福罗维奇。再会。”

    当时我们没有想到，下一次会面不会很快了，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