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2日早上五点多钟，莫斯科发来了一份电报。大本营指出：罗斯托夫失守并未改变南方面军的任务：它应向塔甘罗格加紧猛攻。莫斯科正确判断了情况，也预料克莱斯特会急忙跳出陷阱。

    敌人夺占罗斯托夫的消息，在我进攻军队中激起了愤怒。战士们不可遏止地向前猛冲。11月22日，切列维琴科报告，敌人忍受不住我军的猛攻，遗弃重武器和技术装备，正向南溃退。

    于是，我们又苦思起来。假如克莱斯特逃窜，那就应该向塔甘罗格打，前出到他的退却道路；假如他偏偏要坐守孤城（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那么让第37集团军转向罗斯托夫不是更好一些吗？总司令要求侦察部门察明敌人意图。但这不是简单的事。目前还只能靠推测。在此情况下，意见总是有分歧的。

    切列维琴科将军力图证明，应该继续向塔甘罗格进攻，因为距那里总共只剩下九十公里了。

    “我军一进抵米乌斯河，”他解释自己的想法，“那就—欢迎光临，克莱斯特先生，我们正等着您大驾从罗斯托夫出来哩。假如我们转向罗斯托夫，那就会同逃出罗斯托夫的克莱斯特军队遭遇，较难挡住他们了。”

    博金则持另一种意见。他认为，普鲁士人的妄自尊大使克莱斯特不可能在法西斯宣传机构向全世界宣布他的胜利后，马上自动跑出罗斯托夫。就是说，应该转向罗斯托夫，狠揍盘踞该市的敌军集团。

    我自和参谋长合作以来，第一次同他发生了情况判断分歧。切列维琴科的建议较使我信服。这一建议在两种情况下，即克莱斯特坐守罗斯托夫或从里面逃出来，都是有利的。我想，假如发生第一种情况，那么待南方面军进至米乌斯河和塔甘罗格获得解放之后，克莱斯特集团军就被切断了同自己各基地的联系，其处境将是不佳的。假如他逃跑，那么南方面军的进攻军队将来得及前出其退却道路，那时，克莱斯特也够受的。我支持了南方面军司令员的意见。

    总司令决心向塔甘罗格总方向发展进攻。当然，并不是因为我和切利维琴科的意见占了优势，而是大本营的观点解决了这场争论：斯大林和沙波什尼科夫也主张指向塔甘罗格。

    11月23日，塔甘罗格方向的进攻仍顺利继续着。可是一切迹象表明，克莱斯特并不打算放弃罗斯托夫。

    于是我们的总司令改变了决心。尽快解放该市的愿望占了上风。元帅命令，一俟我军进至图兹洛夫河，即向东南变更第9、37集团军兵力部署，从那里向罗斯托夫突击。加强了坦克的霍伦将军骑兵军，则被调往塔甘罗格，与第18集团军部队一起沿米乌斯河占领防御，掩护向罗斯托夫进攻的军队，使其免遭西面敌人的突击。

    如此看来，是克莱斯特的冷静和忍耐力迫使我们改变了最初的计划。那么，这时候敌营中是否真是冷静和充满信心呢？原来，一切情形都截然相反：克莱斯特现在已完全预感到自己要扮演那种逮住了熊的猎人了。他忘记了傲慢，开始嚷：“帮帮忙吧！”人们听到了他的哀鸣。11月22日，即克莱斯特进入罗斯托夫后的第二天，哈尔德在日记中写道：“陆军总司令说武装力量统帅部对坦克第1集团军的处境极为不安。为了加强它，除龙德施泰特派出了四个步兵师外，还将派去一个坦克师和一个摩托化师。”到日终时，哈尔德又补充写道：“元首大本营坐立不安。那里认为坦克第1集团军翼侧形成了极为严重的态势。已命令龙德施泰特从第17、6集团军调出部分兵力，但两个集团军都被牵制住了。”

    是的，情况正是这样。我军不仅压迫克莱斯特，而且在其他地段也执行西南方向军事委员会的要求，最大限度地积极行动：在宽大正面的许多地段都进行了激烈战斗。敌人已经不可能自由机动它的预备队了。

    克莱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