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特鲁舍夫斯基把军队实力表交给了我。快速集群共有约两万人、八十二挺重机枪、三百六十挺轻机枪、八十门各种口径的迫击炮、一百二十六门火炮（包括反坦克炮）。坦克目前一辆也没有。第13集团军（我们集群应与其密切协同）编有六个人员很少的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还有一个甚至一辆坦克都没有的坦克旅（总计一万九千人、六十挺重机枪、九十五挺轻机枪，二十一门火炮和五门迫击炮。）

    我们把自己的兵力同德军兵力（战役过程中这些情报差不多完全得到了证实）比较后，结果是不能令人高兴的。我们的人员大约比敌人多八千人，但法西斯军队的机枪却多得多（它们有两千多挺，而我们不到一千挺）；敌人有四百七十门火炮和迫击炮，我们只有二百四十五门；敌人有四十至五十辆坦克，而我们目前连一辆也拿不出来。

    按照军事学术理论，在那样的兵力对比下是不可能进攻的。可是1941年秋季红军越来越经常地推翻了过去的陈规。

    我们刚刚实施的罗斯托夫进攻战役，就是一个例子。

    我们的军事首长越来越经常地重温大家喜欢的苏沃洛夫名言：“在战争中要做敌人认为不可能做的事。”

    我在熟悉下达给快速集群的进攻战斗命令内容时，惊奇地发现，这一命令同方面军司令部的战斗号令明显不一致：博金规定我们快速集群向利夫内实施主要突击，而科斯坚科将军却把主要突击大大右移，指向叶列茨。

    “科斯坚科认为这样较好。”佩特鲁舍夫斯基简炼地解释说。

    我再次看了一遍方面军司令部的战斗号令。任务规定得很明确：

    第3集团军扼守所占防御地区，并向叶无列莫

    夫、阿尔汉格尔斯科耶方向实施积极行动，在那里

    牵制法西斯军队（积极行动，指的是进攻）。

    第13集团军以一部兵力在叶列茨以北进攻，与快速集群对进，不让敌人夺取叶列茨市。

    快速集群由叶列茨西南六十公里的地域向西北面利夫内市进攻，以便通过向翼侧和后方实施突击，粉碎敌军叶列茨集团（博金努力给编入快速集群的

    每一个兵团都详细规定了行动。）对于配置在快速集群以南的第40集团军，则要求它实施积极行动，不

    让敌前出我进攻军队的翼侧和后方。

    文书中一切都是规定得十分详细，表现了博金将军的作风：他爱亲自考虑预定战役的细节，实际上是替执行者解决一切问题。当时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通病。我历来不喜欢这种领导方法——它会降低部属对自己力量的信心，妨碍其创造能力的发展，使其学会只指望上级指示。

    科斯坚科本来只要照抄从方面军司令部收到的文件，分发到军队无条件执行就可以了。但是他却采取了另一种作法。

    博金将军力图将快速集群主力调到敌军叶列茨集团深远后方的交通线，即利夫内地域，看来他是认为法西斯军队预感到威胁后，会自动西逃，从而遭到我军各兵团的突击。但是科斯坚科不指望敌人自愿逃窜，因此他决心直接向法西斯进攻集团翼侧和后方实施主要突击。

    两位同样有经验的军事首长意见分歧的原因是不难理解的。当博金选择突击方向时，敌军进攻集团还在叶列茨接近地，因此它的主力躲不开我军的突击。可是当战斗号令发到科斯坚科将军手里时，情况已发生变化：敌人夺占了叶列茨，并继续向东和东南深入。在这种情况下，方面军司令部预定的主要突击方向，就会使快速集群基本兵力远远偏离敌军集团，从而增大粉碎该集团的困难。

    我由于了解分歧的实质，便不动摇地支持科斯坚科将军。但这时我们已收到由总司令签署的进攻战斗命令。他仍然让方面军参谋长下达的预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