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云端里。

    我慢吞吞地走下八楼，一头扎进电梯里，先向上到了12层，又匆匆地钻进楼另一头的 电梯。在电梯中，我打开MD—4马达的快速倒片开关，迅速拆出刚照的胶卷，塞进南极裤的 夹层里。之后，又将一个新胶卷装进相机“啪排排”过了三张。走出K楼让冷风一吹，我才 发现自己的衬衣早已湿透，可两条腿却格外地轻快。我平端着相机在K楼楼下又拍了一阵友 好场面，这才悄然离去。路上，我用无线电话叫通了总部，接电话的又是万伯：“万伯，我 得手了，可你得拿出点慰劳品。”“行！小子。”万伯格登一下挂了电话，可以想象他的得 意样。我敢打赌，我们又镇了美联、路透一次。事后我才知道，这张“王效芝”是亚运期间 卖价最高的照片。

    不知不觉中北京市公安局拨给我的防弹背心已经到了。我一边在闲暇之余心猿意马地跟 北大东语系的一帮丫头学阿拉伯语，一边加紧和北大国政系帮我推荐的几位阿拉伯留学生发 展友好关系，事实上，他们友好得简直让人受不了。

    终于，社长穆青一声令下，“逐项落实”，把我送进五彩云端里，摄影部同事柯林渭找 来五星红旗缝在我的摄影背心上，用阿文大写“人民中国·新华社”；国际部一位叫李英的 小姐儿，从301医院她老公那儿弄来了急救包，预备我“不测”时用。我坚持不懈一天两次 地跑伊拉克大使馆。

    在伊拉克驻北京大使馆大门口，伊拉克外交官草木皆兵，隔着铁门质问我为什么要申请 三个月的签证。我说估计我的采访用不了三个月。没料他竟把眼一瞪：“申请两年可以，至 少一年！”吓得我连称“一年、一年”。这位外交官随后猫瞧耗子般紧盯了我半天，才从牙 缝里迸出：“搞情报是不行的。””我上下打量了自己好半天，怎么看也不像个“搞情报 的”。

    新华社一位曾在巴格达遇险的记者拍着我肩膀，神态黯然：“鸭子，已格达可不是按规 矩打牌的地方。”仿佛为我下地狱送行。因采访柬埔寨和贩毒金三角而闻名的老记者杨木整 整教诲了我三个半小时——如何对付现代战争。国际部主任杨起教了我五大绝招。我把他们 的话全记在本上。外事局长阐述外事纪律的根本是“维护我国独立自主的外交，建设世界性 的新华社”，我心里盘算着这句言简意赅的最高纪律在实战中的权威性和灵活程度。

    我找到新华社人事局长，硬逼着这位束埔寨战火中的老记者告诉我：“一旦采访与纪律 冲突，何为第一？”直逼得他翻了半天大眼珠：“你自己知道何为第一。”我得到了我最想 得到的一句话。

    我脑海中浮现的全是1982年马岛战争伍德沃德向战时内阁要求“委托指挥法”的形 象。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反复阐述，“战争是武装集团间无限制地使用暴力”。麦克 阿瑟在西点当校长时发挥成：“战争只有胜利。打得对手完全放下武器为止。”

    即使在当时，我也深知，执中国新闻牛耳的新华社的庞大机构和光荣传统不能适应新技 术革命下的战争。1990年8月，我的大多数同事并不认为一场大战迫在眉睫。而到1998年 初海湾局势再度紧张时，许多人却认为一场大战已经降临，以至于在新华社摄影部为晓果赴 海湾的壮行宴上，对我“打不起来”的狂言嗤之以鼻。

    当时对我一再坚持此次危机仅是危机（Crisis），不是战争（ar），甚至不是战斗 （Battle）的推断表示信服的，只有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电视台来采访我的小姑娘。战 争是门科学，不是摸个脑袋就能算数的起哄架秧子。直到两个月后，同在上海菜馆为晓果干 杯送行的新华社高级记者、政府津贴享有者官天一才不无钦佩地说：“鸭子说过打不起 来！”但精力、经费已付之东流，逗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