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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飞往巴格达
自来水公司的大船,它是专门用来运水的油船。

    几只棕头鸥在小楼上盘旋、降落,小雨犹未绝。大喇叭传来祷告声,庄严神圣。

    土耳其是个穆斯林国家,伊斯坦布尔这个土耳其最大的城市里的清真寺更是数不胜数。我有幸走进了著名的古迹——“蓝色清真寺”和与其隔街口对峙的“圣索菲亚教堂”。建于17世纪的蓝色清真寺高43米,全寺共有260个窗门,屋顶呈圆拱形,名实一致,寺内主要色调是蓝色,它是世界上惟一建有六座宣礼塔的清真寺。与它遥遥相对的是被誉为“世界七大建筑奇迹”之一伪的索菲亚大教堂。这座代表东罗马帝国建筑艺术高峰的教堂、外观宏伟,内部装饰精致富丽,为伊斯坦布尔最大的教堂。我对伊斯兰清真寺与基督教教堂在一个广场上和睦相对大为赞叹。

    托普卡琅宫则是奥斯曼帝国时期留下的建筑,距今约有500多年历史。据说,宫内有很多房间,可住4000人以上。与北京故宫一样,托普卡珀富也设有“珍宝馆”,陈列历代皇帝收藏的古玩珍器。在那里,我惊喜地发现还有中国明清两朝送给历代苏丹王的瓷器。

    次日,我乘约旦航空公司波音—727飞往安曼。安曼机场的警察将我的六包行李全部打开,直弄得防化服上的滑石粉白烟乱冒才甩手而去。

    如果人生的乐趣在于这二秒钟不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我的巴格达之行则饱尝这种提心吊胆的乐趣。在安曼小住一日,我登上了飞往巴格达的伊拉克班机。遇到的安检更加严厉。尽管我已把防化服和传真机都扔在了安曼分社,可我托运的行李还有48公斤重,按规定伊航只许托运20公斤。看到我前面的日本NhK记者大把地从西装上衣口袋中挥洒出成叠的绿票子缴超重托运费,我却分文没有。我耐着性子娓娓动听地给工作人员解释为什么我现在没钱,其窘态不亚于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他同情地将48公斤改成了30公斤,在收了我一把清凉油之后,又改成20公斤。

    自联合国安理会第660、661号决议,(8月3日,安理会通过第660号决议,谴责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并要求伊拉克立即无条件撤军;8月6日,通过第661号决议,下令对伊实行贸易禁运及国外资产冻结——作者注)生效以来,安曼成了伊拉克与外界交往的惟一通道。为了保住这条生命线,伊航别出心裁地要求旅客亲手将自己的行李搬上飞机货舱,以免有炸弹混入,这害得我又一通忙乎。坐在身旁的加拿大电器工程师埃尔萨第,是回来清理他在科威特的财产的。听说我要在巴格达呆上三个月,他猛地吹了一声口哨,说1月15日以后巴格达就不存在了。在飞机上,我像其他旅客一样得到一张白色的指令:“根据革命指挥委员会第229号命令,在你抵达巴格达五天之内,必须到指定地点做血液检查。”我这才发现,此时逆着外逃的人流进入巴格达,决不是件轻松事。

    一下飞机,我和日本NhK记者榎木丸吾及一名法新社记者就被带到候机室一角填写各种表格,并交了一张标准像。我们被告知,所有记者必须住进指定的拉希德饭店,每天费用180美元。日本人“嘿嘿”地连连点头,可我全身上下仅有300美元。因为接惯例新华社外事局仅给我300美元现金。也许这的确能阻止贪污,可对我这样的战争暴徒则无异于送死。窘极无奈,我挺直胸脯走上前:“我是中国人,我没有那么多美元,我的同事在机场外等我。”一位西装男子转身去请示日本记者榎木趁机对我说:“e

    are

    controlled

    (我们被软禁了)。”我忙朝他挤了一下右眼:“help

    each

    other

    (互相帮助)。”

    在中国使馆帮助下,我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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