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这里的每一个人，神秘地贴着墙根一蹿一蹿地急行， 接连不断地朝四处点头，他把我们带到一家杂货铺内，命令我们呆着别动。

    突然，拐角处冒出三个黑衣人，演恐怖片似的迅速将两个汽车轮胎滚到路中央，变戏法 似的浇上汽油和一些黄色的液体，大火立刻熊熊而起，浓烟直冲云霄。凄厉的警苗呼啸而 起，以军的吉普飞驰而来，空中石块如雨，打在吉普车的防护网上乒乓作响。士兵们发射了 催泪弹。我情不自禁地端起相机冲出杂货铺，可还没等我按下快门，一辆以军吉普径直朝我 冲过来，车上的士兵用枪指着我喝令别动，食指紧压在扳机上，黑洞洞的枪口犹如地狱的大 门。我高举双手走向士兵，回头一看阿里和村田已不见踪影。士兵摘走我胸前的记者证，我 背靠吉普躲闪着从四面八方不断飞来的石块。突然一声口哨响，石雨戛然而止，把我从前有 步枪后有石雨腹背受敌的窘境下解放出来。以军士兵夺走我的记者证，记下我的姓名、证号 后问我是否照了相，我指着尼康相机的胶卷计数窗“1”给他看，以示我的无辜，可我了解 我的相机，这小子在“0”的时候已经行动了。然后，我毕恭毕敬地告诉以军士兵，我是个 旅游者，想去死海，可出租车司机莫名其妙地把我拉到这里，之后不知去向。我想我是碰上 恐怖分子了。我很害怕，多亏你们来救我，请您帮我找辆回耶路撒冷的出租车行吗？以军士 兵将信将疑地说这里是关闭的，不许人进来，你给我马上离开！别再让我碰上你！

    我转身返回，耳边响着不断的哨声。我低着头向右侧的店铺瞥了一眼，一位黑纱蒙面的 妇女正趴在窗口吹口哨，与远处的哨声连成一片。转过街角，村田和阿里正朝我招手。我紧 跟着他们钻进一辆白色轿车。

    汽车东拐西拐，来到一条僻静的街道，两个儿童正坐在一扇铁门前咬手指。阿里说这两 个儿童大的叫卡利姆，男孩，2岁半；小的叫塞尔，女孩，1岁半。他们17岁的大哥纳赛尔 由于向以色列士兵投燃烧瓶而被捕，为此以军用焊枪封死了他们的家门。

    在AlAmar难民营，一位名叫Nafy的巴勒斯坦妇女正在一座废墟旁的帐篷外洗衣服， 在她周围是一群脏兮兮的孩子和一只小黄狗。Nafy说，她21岁的儿子1990年12月组织了 一个刺杀为以色列政府做事的巴勒斯坦“汉奸”的行动小组，为此被判120年徒刑，她家的 房子也被以军炸毁。据她说，3年来以军在这一带已拆毁300多家反以人士的房子。

    卡杜拉难民营53岁的穆罕默德·优素福，因为他10个孩子中有四个从事反以活动而被 捕并被没收了身份证。由于宵禁和没有身份证，他只有呆在家中。他给我们看他一家的午饭 只有两盘炒菜花。

    在难民营，以色列士兵用汽油桶和水泥封死了出口，我们在一名巴勒斯坦少年带领下通 过无人知晓的“秘密小路”才得以进入这座村庄。远处制高点上修有以军的工事，由于担心 被以军的望远镜发现，我们不能拍照。

    下午3点钟，当我们准备返回耶路撒冷时，在整个拉姆拉城竟找不到一辆出租车。因为 4点钟宵禁又将开始，而接蓝色牌照的巴勒斯坦出租车是不能外出的。只有挂以色列黄色牌 照的车才能外出。

    我们只好出示随身携带的阿拉伯记者证，求助于当地的阿拉伯记者。一位女记者终于找 到一辆肯冒险的蓝牌巴勒斯但出租车，但说好只把我们送到AlRam，在那里可以找到黄牌 出租。这位女记者记下我和村田的姓名、住址和电话号码，她说12小时后若我们还没有返 回饭店。她就向外“报告”，她严肃地说，记者“失踪”在这里并不奇怪。沿途，司机命令 我打开车内的车灯，摘去头上的阿拉伯大头巾，露出身上大红的运动衣。我问他何故，他说 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