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一楼的以色列国防 军新闻发言人，请求拍摄“爱国者”，可新闻发言人声称这类军事目标严禁拍照，任我力陈 “爱国者”导弹神奇的新闻性就是毫无效果。最后我说：“我的朋友、台湾电视台的朱增有 就拍过‘爱国者’。我之所以不能拍是不是因为我来自北京。”这个军官听罢，像被蝎子蜇 了一下连连摇手：“我绝不是这个意思，台湾人可能是偷拍的。”这位发言人竟建议我也去 偷拍，不过千万别把周围的环境拍进去，如果暴露“爱国者”导弹部署的位置，那麻烦就大 了。

    我和法国Lest Republican的Co驱车到城外，可还没等靠近“爱国 者”阵地外围的铁丝网，就被巡逻兵发现，偷拍计划流产。当日下午，我和日本记者村田信 一再度前往。成群的“爱国者”导弹四枚一组装在巨型发射车上，昂首而立，每十余台发射 车排成一个足球场大小的方阵。这次我们学乖了，村田用佳能新F—1机身十FN马达十 300F4，我用尼康FM2机身十MD12马达十80～200F4，隔着出租车的玻璃一通扫射，反正老 鲍勃教导我们“新闻价值决定照片质量”。

    急急忙忙跑回住处，我用肩膀撞开门，甩掉鞋，冲胶卷时紧张得直哆嗦。草草定影水 洗，可胶卷上的“爱国者”导弹结像太小，任我把放大机机头提到顶，偌大的“爱国者”发 射架在照片上还不够指甲盖大。我只好把提到头的放大机搬到洗脸池上，再摞上一把椅子， 掉过头来趴在地板上铺平相纸，总算放了张只有“爱国者”导弹、没有任何环境的10寸传 真照片。

    待我兴冲冲捧着这张10寸传真照片、赶到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一楼新闻检查办公室 时，只见村田信一正站在那里发呆。原来村因那卷用300mm镜头拍的反转片因“暴露导弹阵 地的环境”而没能通过新闻检查。村田说我那用200mm镜头拍的则更不在话下。可当他看到 我用放大机顶天立地放出的照片时，竟气得大哭起来，我坏笑着劝村田，拍负片有拍负片的 好处。我的照片顺利地通过了检查，当天传到了北京，《解放军报》立即刊登了这张照片， 这是首张出自中国人之手的“爱国者”照片。

    在特拉维夫“飞毛腿”导弹的袭击下，我结识了许多勇敢风趣的西方记者。他们大多智 力超群，雄心勃勃，经验丰富，不仅爱钱更爱荣誉，有强烈的职业自豪感。对他们来说，仅 千把块的普利策奖远比六位数的年薪更重要。这些人对付新闻检查有着丰富的经验。美国哥 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约翰·海古德说：“在危险袭来之际，自始至终的镇定是绝对必要的，这 种镇定建立在经历了多次九死一生的基础上。有人说我勇敢，那是瞎说。临危不惧不是胆量 问题，而是经验问题。好记者每战胜一次危险，就对自己的能力增强一份信心。这又刺激他 去投入到下一场危险之中。”

    2月11日夜，我第二次拍到“爱国者”导弹划破夜空迎击“飞毛腿”，前一次我用莱 卡M—4十35mm镜头F1.4、1/2秒，拍到的“爱国者”导弹划破长空的弹道轨迹由于太短， 被新华社摄影部值班室的老欧枪毙。在电话里，老欧说若用B门会更好些，但叮嘱我千万别 再站在楼顶上拍导弹了。可我贼心不死，这次还用莱卡M—4十35mm镜头F1．4，B门，总 算拍到了这一恐怖的夜景。

    等警报解除、文字记者朱界飞从掩蔽部跑出来看我是否肢体完好时，我早已冲完胶卷并 放好了一张传真照片。放照片时我故意让底片药膜朝上，这样放出的照片就成了一张影像相 反的照片，使人无法根据“爱国者”导弹的飞行轨迹推算出爱国者导弹的位置，以免给以色 列人民带来灾难。来不及关闭放大机，我和文字记者朱界飞跑到一楼大厅，他去查看外国通 讯社如何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