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可以休矣-2
报局力图抢先把尽多的目标拍摄下来。另一种推想是：艾森豪威尔在坐下来同赫鲁晓夫谈判之前，需要掌握一切能弄到手的最新资料。还有一种推想是：行将同俄国人达成的缓和协议会使得以后不宜于再进行任何隐蔽的活动。飞行员完全意识到自己参与的是见不得人的活动。猜想苏联雷达已发展到足以追踪他们的疑虑，在飞行员中一直有增无减。他们还讨论过发生各种机械故障的可能性。鲍尔斯就曾说过：“在要害的地方，一个螺丝钉松了，就能使飞机栽下去。”事实上，这种情况也发生过。前一年秋天，一架U-2飞机就曾在东京附近迫降。一位日本记者经过调查后肯定这飞机是执行间谍任务的，并在随后一期他的刊物上详细报道了这件事。
设计人员知道这种飞机要冒的风险是非同寻常的，因而给它装上了及时自毁的机械装置。后来为了进一步保险，又给装上了一种被称为“庄稼汉”的迷惑雷达侦察的装置。尽管对待鲍尔斯提出的应如何对付意外情况的问题的那个情报官员的态度颇为草率，但是对于迫降的问题，倒也不是未加考虑的。指挥“越空飞行”小组的空军军官威廉·谢尔顿上校曾告诉鲍尔斯，如果在他飞越苏联摩尔曼斯克地区的坎达拉克沙城时，发现燃料不足，可以抄近飞往芬兰和瑞典的备用机场。谢尔顿还补充说：“降落在任何地方都比降落在苏联好。”
中央情报局甚至考虑过坠机驾驶员是否自杀为好。显然，情报局那时还没拿定主意，只好由飞行员相机决定。氰化剂药片是现成的，谁愿意要都可以带一些，后来还让他们看到一种看起来很像是个吉祥锁的小玩意儿。这是一枚带有金属环的银元，可以固定在钥匙链或项链上。金属环拧下来，里面是一根直针，这针其实还是一个外鞘，拔开，便露出一枚细针。靠近针尖有一些小槽，槽里是带黏性的褐色的物质——马钱子毒剂，轻轻一刺立即致命。大多数驾驶员，包括鲍尔斯都既不想携带氰化药片也不愿要马钱子毒剂，可是鲍尔斯准备最后一次飞行时，谢尔顿上校问他：“你要那银元吗·”鲍尔斯改变了主意，他想这枚毒针也许能当武器来用。“好吧，我要。”他说着，顺手放进他飞行衣的口袋里。此外他还带上刮脸用具、便服、半包过滤嘴香烟、妻子的照片、若干德国马克、土耳其里拉和俄国卢布、若干金币、手表和戒指(以便在需要帮助时用以行贿或和人交换)、大约100元现钞、若干美国邮票、一份国防部身份证、一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的证件、各种仪表检验证、美国和国际通用汽车驾驶执照、兵役卡、社会保险卡，以及印有美国国旗的招贴，上用俄文等14种文字印着“我是一个美国人”字样。很久以后，鲍尔斯回忆说，他被俘后，有人问他是不是美国人，他说：“当时要否认似乎没有意义。”
中央情报局在巴基斯坦的设施简陋得出奇。飞行员全睡折叠床，自己热军用罐头吃。好在他们不常到那里。他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土耳其阿达纳附近的美国空军基地打扑克牌或闲逛(那时候，闲谈中一个最使人感兴趣的话题是即将举行的最高级会议和会议将如何消除世界的紧张局势)。到1960年3月，他们都烦躁起来。将近两年，飞行的次数急剧减少。而飞行次数越少，对下一次飞行就越感恐惧。后来，在长时间停顿之后，1960年的两次飞行确定在4月进行。鲍尔斯是4月9日第一次飞行的后备驾驶员。这次飞行进行得很顺利，第二次飞行就该轮到鲍尔斯了。
鲍尔斯一到巴基斯坦，就发现事情很不顺心，他得知：留作这次飞行用的那架最好的U-2飞机，已停飞进行维修检查。他这次飞行只好用备用的U-2·360号。这是个坏消息。360号是一架蹩脚货，他们叫它“癞狗”，经常总好出点毛病。最近的一次是油箱故障，有时不往发动机里供油。谢尔顿上校所以授权鲍尔斯必要时在芬兰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