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着枪是荒谬可笑的。”安吉拉·戴维斯则在文章中说到“失去了不可弥补的爱情”。

    1972年暮春对安吉拉的审判是国际上一项大事。她那优美的侧面形态、高颧骨和非洲式发型——她在逃亡时曾经剪掉头发，但是后来又已长出来——曾出现在世界各处的招贴画上。战斗性的标语把她叫做“政治犯”，要求“释放安吉拉”!检察当局声称，该案与政治和种族问题全然无关，纯属刑事案件，并拿出了201件物证和95个证人的证词。有三个人证明她在那次企图逃跑事件发生的前一天曾伴同乔纳森到过法院对过的加油站，还有其他一些人证明前三天每天都有人看到她同他在一起。

    被告辩护律师提出12个证人的证词(安吉拉自己决定不作证)，并且嘲笑那种认为“一位出色的大学教授”会卷入这种轻率的阴谋的想法。她的律师们说，她与乔纳森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像某些人说的那么经常。他们不否认安吉拉是把猎枪交给了他，但他只能用这枪来保卫索尔达德兄弟辩护委员会的总部。其他的枪安吉拉都放在她家里的枪架上，是备格瓦拉-卢蒙巴俱乐部的成员练习打靶用的。乔纳森在法院惨案发生之前六天曾到她家看她，可能是那时他把枪偷走了。

    被告方面作总结发言的律师说，现在要定她的罪的仅有的证据只是“安吉拉同乔纳森·杰克逊关系密切，使用的是她的枪支，她曾表示要求释放索尔达德兄弟，她曾表示过自己对乔治·杰克逊的爱情，以及她于8月7日没有让当局找到她”。这位律师断言，在座的陪审员，如果他是黑人，如果他发现自己所有的四支枪曾被用于法院的企图逃跑事件，那他们也是会逃亡的。“我对你们说，如果你们通过一个黑人的眼睛来看这形势，你们就不会奇怪她为什么逃掉了。你们只会奇怪她为什么会让自己被人抓住。”

    陪审团经过了13个小时的审议之后，裁决她无罪。安吉拉对陪审团背过脸去，她离开审判室，到外面去向她的崇拜者讲话。一个记者问她是否认为她受到了公平的审判。她说没有。“宣判无罪本身，”她说，“就说明不曾有公平审判，因为如真公平就根本不应当有什么审判。”在她出发进行胜利的全国旅行的时候，她告诉她的拥护者，“从今以后，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解放我国和全世界的每一个政治犯和每一个受压迫的人。”

    索尔达德屠杀案引起了一连串连锁反应，最后以安吉拉的大出风头而告终，在此四个星期之后，芝加哥的另一件异乎寻常的审判也宣告结束了。这次审判开庭时有八个被告：他们是易皮士杰里·鲁宾和阿比·霍夫曼；把反战运动示威者带到芝加哥来的全国运动委员会的三位领导人：伦尼·戴维斯、戴维·德林杰和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的托姆·海登；黑豹党人博比·西尔；还有李·韦纳和约翰·弗罗因斯。在他们被捕之前，这些被告有些人彼此并不认识，并且事实上控诉他们的主要罪状不是搞阴谋，而是指控他们各自进入伊利诺伊州来煽动暴乱——“怀着某种思想跨过了州界。”首席辩护律师维廉·孔斯特勒说。他们的另一位律师伦纳德·魏因格拉斯把法院援用的法令——作为1968年公民权利法案的附加条款而通过的——叫做“政府可以对没有明显犯法行为的人进行处分的惟一的联邦法律”。他们是第一批以这条法律为据遭到控告的被告，虽然这个事实和其他许多事实在诉讼程序越来越胡闹的情况中早被人忘掉了。

    孔斯特勒由于认为朱利叶斯·霍夫曼法官向陪审团宣读控告书的口气不当而提议宣告审讯无效，这样他就在审讯的第一天为这次审讯定下了调子。这位律师说：“阁下让人听起来好像奥森·韦尔斯在朗诵《独立宣言》。”

    “还从来没有人拿我同奥森·韦尔斯这位伟大的演员相比过，”法官说，“但是我拒绝接受你的提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