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联邦调查局两者之上”。他说，这项任务涉及一个向苏联使馆递送情报的叛国分子。除了俄国人订阅《纽约时报》外，这种说法是完全不真实的。后来，巴克在狱中发觉这种欺骗，认为是不能宽恕的。撇开道德问题不谈(这里边的主要人物当时似乎谁也没有考虑到有什么道德问题)，亨特的粗心大意也实在惊人。他没有告诉巴克不要随身携带亨特的电话号码和缩写地址(“·h”与“·house”)，从而使他自己同亨特联系起来。他甚至也没有确实查清巴克的人是否同政府毫无牵连。其实，他们当中的马丁内斯就是在中央情报局领薪金的古巴密探。

    同时，亨特和他在这次奇怪冒险中的伙伴利迪都是由中央情报局装备的——这又是违犯该局规章中不得在国内进行活动的条款的。埃利希曼打电话给赫尔姆斯的副手海军陆战队罗伯特·库什曼将军要他全力帮助亨特，但他只说这人“是个忠实可靠的雇员，是有关安全问题的一个顾问”。至于这项任务的性质，埃利希曼也没有具体说明。在他们后来会面时，亨特对库什曼说：“白宫责令他执行一项非常敏感的任务，要他访问一个我们对其思想倾向不甚有把握的人，并从他那里取得情报。”还说，他需要“临时的假名证件”，“某种随身杂物”和“从事一次特种活动用的某种程度的化装”。

    在赫尔姆斯批准后，中央情报局技术处向亨特提供了一张社会保险卡和驾驶执照，名字却写成“爱德华·约瑟夫·沃伦”。利迪证件上的名字是“乔治·伦纳德”。还发给亨特一副红棕色的假发和一个类似假牙的装置，以便在打电话时改变原来的嗓音。此外，利迪还得到一架装在烟丝袋里的微型照相机。1971年8月25日，这两个“管子工”飞往加利福尼亚，执行初步侦察任务。这次成就不大。亨特在贝弗利山的北贝德福大道450号菲尔丁大夫的办公室外面为利迪拍了一张全身照片，然后就走进办公室，告诉一位女清洁工说，他是医生，并且给那间房间拍了照。他们两人测定了从那里开车到菲尔丁大夫家，计算了所需的时间，然后就飞回华盛顿。在那里，中央情报局派人赶到机场，把亨特的胶卷取去冲洗。到了白宫，这两名“管子工”说服他们的上司，闯入那位精神病大夫的办公室去行窃是可行的。扬把最新情况报告给埃利希曼，并在一份新的书面意见中建议，说服国会的某个委员会去调查五角大楼的泄密问题。他写道：“我们已经着手在报上宣传埃尔斯伯格的消极形象。如果利迪和亨利的计划进行顺利，十分需要有一个全面的行动计划，用来配合国会的调查。”

    闯入贝弗利山住所的预定日期是1971年9月3日，行动的时间是晚上9点。整个行动计划在细节上都是经过精心筹划的，完全和亨特参加猪湾事件时的做法一样，其成果也大致差不多。动手前不久，这几个古巴人用假名登记住进贝弗利希尔顿旅馆。他们中两人穿上送货人的服装，把一个大型衣箱送到北贝德福大道，衣箱上面贴着几条标签都写着“急送菲尔丁大夫”。那位女清洁工让他们进去，他们把箱子搬进去，出门时把门锁打开。利迪在房子外面周围开车打转，注视着爱多疑的警察。亨特带着一架步话机在菲尔丁家周围守望，如果精神病大夫出现而且前往办公室，他便立即发出警报。

    午夜前后，古巴人再到医生办公室去，却发现——这对以后出现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水门大楼办公室的情况显然是个恶兆——那位女清洁工还是把门又锁上了。他们撬门进去，从送去的箱子里拿出一架照相机和一台聚光灯。他们的计划是要拍下埃尔斯伯格的病历，很不幸，他们找不到它。他们把菲尔丁大夫的文件摊在地板上，但没有发现所需要的东西。他们找到的惟一的东西只是一本写有埃尔斯伯格姓名的通讯地址簿。他们把这个地址簿和扔散了的文件都拍了照，证明他们已尽了最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