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同，但是事已至此，若能证明文焕不是真心降敌，那石越至少还可以消除此事的负面影响，甚至得到一个“知人之明”的美誉，并且在大宋朝的武官心中留下一个不错的印象——易地而处，司马梦求却是知道，大部分武官是并不想战死的，那些慷慨死节者，有一部分固然是为了道德理想而心甘情愿就死，但另一部分，却是被道德所逼，相比起投降、被俘要受到的侮辱与歧视，甚至累及到家族的声誉，自然还不如战死的好。毕竟，在当时来说，大部分人都很重视自己的家族。这次文焕被传降敌，事情尚未得到证实，整个文家都已经抬不起头来，许多的亲朋戚友，以前以有一个武状元的亲友而骄傲，现在却是羞于提起。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种社会力量是如此的强大，深入人心，石越却公开上奏章表示质疑，请求朝廷宽容对待那些力战被俘后降敌的将士，却是触犯了整个社会的忌讳。这件事若是在五代十国时期，也许是平常之事，但这是整个社会的精英阶层大谈气节、大讲华夷之防的时代，也是一个统一国家建国一百年以后的时代，一个深受国恩的武状元，向夷狄投降，大宋朝只怕难以宽容地对待他！

    而且司马梦求也是从心底里认为：这样的人，只是贪生怕死的败类而已！

    司马梦求跟随石越几年，素知石越行事，一向谨慎而目光长远，这时候忽然知道石越为文焕辩护，立时就想到石越必然另有极深的政治意味，虽然自己并不认同石越的这一观点，但是他与石越，不仅有知遇之恩，更是休戚与共，石越亦是自己实现抱负的寄托者，所以，他也只有站在石越一边的立场，来替石越灭火。

    但这一次，他却没料到，石越只不过是在坚持自己的价值观而已。

    因为石越认为，政治虽然主要看成败，但是政治也需要讲是非的。哪怕某些坚持在政治上会显得幼稚，也必须坚持。

    癸丑科武状元文焕降夏的流言早就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传遍了汴京，而石越的奏章虽然没有明发邸报，但因这是一份普通的奏章，并没有刻意保密，竟也不知怎么便流传了出来。

    顿时，初入夏季的汴京城，一片哗然。

    这份奏章似乎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武状元文焕降夏的谣言，而《皇宋新义报》刊登了对石越罚俸一年的处分，又从侧面证实了这份奏章的真实性……

    引起争议的，不是文焕的投降——尽管这件事情未经证实，各大报纸的编撰们本着谨慎的态度，没有进行正面的攻击，但字里行间，已是显露出极度的轻蔑与谴责。这一点上，除了《海事商报》尚未得到消息外，《新义报》、《汴京新闻》、《西京评论》的态度，都是出奇的一致。真正有争议的，是石越的奏章！

    整个汴京城，上至禁中政事堂，中至士绅学子，下至酒楼街头，都在议论石越这篇惊世骇俗的奏折——后世称为《论宣节副尉文焕无罪札子》。

    没有人想到石越会为区区一个宣节副尉辩护，更没有人想到石越会提出如此“不可思议”的主张——“若力战而竭，被俘亦可谓之英勇；苟无所害于社稷，困于穷途，不得已降敌，亦不必视为叛臣！此辈虽少节义，然已无负于国家。”

    难以接受！

    这是整个汴京的第一反应。

    但是上这篇奏折的，却是石越！几乎已取代王安石，被称为“孔孟之后第一贤人”的石越，是学贯古今又能推陈出新，言人不能言，道人所不及道的石越；是在大宋士林中举足轻重的石越！

    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是你无法不重视他的观点。

    这就是石越在熙宁十年，在大宋思想界真正的地位。

    “子明这是什么意思！”桑府后园中，桑充国百思不得其解。王昉挺着大肚子，由几个婢女扶持着，站在一旁，听丈夫大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