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图激怒司马光，逼性情刚强的司马光主动请辞，但是司马光却一改常态，绝不辞职。吕惠卿自然不知道司马光有多重的原因，不敢轻易言退——一方面，因为受到太皇太后的重托，让忠君观念极强的司马光有了一种肩负重任的感觉；另一方面，却是因为当年王安石虽然与司马光政见不合，但是司马光潜意识中，对王安石还有一种信任，怀着一种侥幸认为王安石也未必不能成功，但是对吕惠卿，司马光却是认定了他不过是一个奸佞小人，司马光自认为如果自己离开朝廷，将会成为国家的罪人，因此虽然屈居吕惠卿之下，哪怕与吕惠卿争得怒发冲冠，司马光始终不敢放弃自己的责任。但是这些却是吕惠卿所不能理解的。所以吕惠卿始终希望借用一切机会，来拔掉政事堂的这根眼中钉。

    韩维并不知道自己此时已经成为吕惠卿打击司马光的工具，他注视司马光，朗声道：“司马公当知庆历间事，庆历之时，江淮之地便有钱荒，其因便是朝廷需调集铜钱应付西夏元昊之边患。直至熙宁以来，东南钱荒，依然如故。熙宁二年吕相公便曾建议坐仓收购军兵饷粮，而令东南漕运粮改纳现钱，当年司马公曾上章论之，以为如此则会加剧东南钱荒……”他这句话说出来，政事堂中吕惠卿与司马光都表情尴尬，冯京、吴充等人却面露笑容。韩维没有觉察到自己失言，兀自继续说道：“此后朝臣论东南钱荒者甚众，直至熙宁九年夏，张方平相公亦曾言东南六路钱荒，道‘公私上下，并苦乏钱，百货不通，万商束手’，且言‘人情日急’。是故石越为杭州守牧，便曾上章论之，请朝廷于秋收之时，许农夫纳米不纳钱，以免使农人同时卖米，加剧米贱钱贵，重伤农夫。后其入朝，又数论之，天子恩德，于熙宁九年秋颁诏许之，天下称颂之声，今日尤不绝于道。然则东南钱荒，却并未完全解除。”

    韩维说到此处，连司马光都暗暗点起头来，因为韩维提及的，实是宋朝经济领域面临的一个死结！大宋君臣，对此都束手无策。果然，便听韩维继续说道：“一面是东南钱荒，致使米贱伤农，百货不通，万商束手；一面却是铜贵钱贱，铜禁未开之时，天下销钱铸铜器者已不可胜数，自王介甫开铜禁后，更是风行天下。销镕十钱，得精铜一两，造作器物，即可获利五倍甚至十倍，天下谁不愿为？遂使钱荒愈重。石越论及此事，以为以铜铸钱与以铜铸器，利润相差如此，是铜钱之值贱也！若依常理，则既有钱荒，则当钱贵，钱贵则铸钱监当有重利，而今日之事实，却是各地铸钱监，因铜价贵于钱价，若能不亏，已是万幸。”

    韩维说的，的确是当时的怪现象，一方面东南钱荒，流通市场缺少铜钱，导致钱贵米贱，伤害农业；另一方面，却是铜钱的市场价值低于它的实际价值，导致官府铸铜钱不能获利甚至是亏本，而同时，却有大量的铜钱被铸成铜器，以及流出海外——因为宋钱在海外的购买力，数倍于它在本国的购买力！由此更加剧了钱荒的现象。

    这是宋朝人难以解释的现象，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会陷入这样的恶性循环当中。他们铸造的铜钱，既是贵的，又是便宜的！哪怕就在缺少铜钱的东南诸路，也是如此，那里的铜钱一方面缺少，一方面却除了伤害到米价之外，并没有导致物价暴跌，甚至是米价，也处于一个相当的水准，所以使得铜钱不断地外流——曾经有来自日本国的商船，一夜之间将一座城市的铜钱全部买走！也有非法的海商，载着满船满船的铜钱出海，去海外购买超过这些铜钱在大宋境内的价格一百倍的货物！这也许可以解释成宋朝政府在平准物价方面做得多么出色——哪怕是亏本，也在不断地铸造铜钱，使得东南地区虽然看起来永远都在缺钱，但是至少不是不断地缺钱，流入量抵消流出量，从而维持了一种相对的平衡；也可以解释成因为宋朝的经济水准远高于它的邻国，所以宋朝的物价哪怕在缺少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