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战而不得谓‘好战’。以今日之事言之，我大宋与西夏之战，其目的绝非是要一举而灭西夏，而是以战促和，使西夏人畏我大宋之威，而短期之内，无力侵我边境。则陕西一路之军民，乃至于大宋全国之军民，皆可得休息。目的既明，则吾可于当战时战，当止时止。相公当知，但凡胡狄蛮夷，十之八九，皆是畏威而不怀德，若不将其打怕，我大宋仁德，亦不免被其当成懦弱可欺之态。”

    司马光听到“其目的绝非是要一举而灭西夏”这一句话，已是将心中一块大大的石头放了下来。他来找石越的目的其实很简单，一是为国家惜才，做善意之提醒；二则是因为对西夏之战和，石越的意见绝对举足轻重，司马光一心为国家考虑，实在害怕再起战端，拖累国家，所以才特意要在皇帝召见石越之前找上门来，与石越详谈一次。这时石越的态度既已十分明确，司马光的目的也达成了一半，自然是心情十分轻松，连连点头，赞道：“子明言之有理，子明言之有理。”

    石越不过为自己的政策辩护，听到一向保守稳重的司马光也连连赞同，也不禁十分高兴。顿时，二人谈话的气氛竟变得十分的轻松与融洽。

    “越岂是不知朝廷财用不足而妄启边衅者？相公为朝廷理财，其中难处，越焉能不知？凡官府取之于百姓者，无论是何种名目，皆不可轻易增加。为何？为后世计也。凡敛财之名目，增时容易去时难。今世百姓之所以困苦者，并非朝廷行一时之暴政而横征暴敛，实是自唐、五代以后，数百年间种种苛税慢慢累加之故。相公理财，抑开源而重节流，是深知此弊，而不忍苦万民也。然陕西战事一开，所耗钱粮亿万，朝廷财用捉襟见肘，便成必然之事。”石越动容地说着，态度十分诚恳。司马光亦频频点头，叹道：“朝廷有朝廷的难处，但是百姓更有百姓的难处。朝廷财用再拮据，亦只是一时，但利源一开，百姓之苦却是代代相传，无止无休。”

    “正如相公所说。故此越亦深知，陕西与西夏的每次战争，功劳除了浴血奋战的将士，便是政事堂诸公。在国家财用如此拮据之时，连打数场大仗，而百姓不加赋税，军费不曾亏欠，此真萧何不能过也。”石越再次恰到好处地拍了一下司马光的马屁，“虽则越以为对西夏有不得不战之势，但若无相公在内调度支持，越只恐真成误国之臣矣。”

    司马光听到石越的赞誉，心中自是十分舒服。但似他这种方正君子，并非一两句话就可以让他飘飘然的。只不过石越既然如此表态，他便再有原则，也不能不略略缓和一下态度。“前事已矣，无论是对是错，都不必再多提。国库虽然耗费不少，但打了大胜仗，于国家朝廷总是好事。况且开战之事，归根结底，毕竟还是皇上的诏旨、枢府的命令，并非子明自专得了的。子明节度诸将，运筹帷幄，功亦不可没。清议中有指子明擅开边衅者，其实亦是偏激之辞。那种狂生之语，子明切不可太放在心中。眼下最要紧之事，毕竟还是接下来对西夏之方略。”他的话中隐含之意，其实还是对石越轻启战端不以为然。只是态度温和许多，而且明确表示赢了就好，以前的事情就不再计较了。

    石越倒也不曾指望能让司马光完全支持自己那本来就有点冒险的行为。有这样的表态，他已经十分知足。当下微微一笑，道：“朝野清议，无论说什么，都是应当的。身居高位者，食朝廷之俸禄，受皇上之重托，寄百姓之厚望，凡谋事自当尽量谨慎周全，且理当受清议批评。清议之批评，虽然未必尽能公允，然亦不足深怪。不过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而已。”

    对石越的态度，司马光颇觉意外，忍不住赞道：“子明胸怀，让人佩服。”

    石越笑道：“此不过理所当然之事。若是清议尽能周详公允，朝廷何不请其入政事堂柄政，要我辈何用？况且天下之人，上至宰相，下至贩夫走卒，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