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自高丽国以外获准在汴京常驻使节的第二个国家。这件小小的事情，实际上传达了很多的信息：此时的宋朝，正在渐渐变得比以往更加自信，也更加开放。

    不过，此事由鸿胪寺卿来传达，却也意味着对石越主导的官制改革的修订——当年官制改革之时，规定鸿胪寺负责藩属、国内少数民族、海外殖民地之事务，而不在朝贡体系之内的国家，如对辽国的外交事务，则归于礼部。这种设置本是石越试图打破朝贡外交的一种尝试，今后的宋朝必将面临更宽广的世界，虽然宋朝当之无愧地处于当时人类文明的顶峰，但是并不意味着其余的文明只能匍匐于它的脚下，古老的朝贡体系在石越看来，本就有修正之必要——正视你的竞争对手，什么时候都不会错。而宋朝本来就视辽国为平等的“大国”，朝贡体系在这里已经开了一道缝，因此石越便想巧妙地加以利用。但很快，宋廷就发现了其中的不便：当时与宋朝交往的国家，仅仅只有辽国是宋朝认为可以平等相处的国家，其余诸国，连注辇国这样的天竺强国，都被习惯性地纳入了朝贡体系之内，虽然对海外更加了解的宋廷心知肚明那并非大宋的藩属，但传统思维却没那么容易改变。至于对世界的了解日益增深之下，被宋朝许多士大夫承认可以与辽国相提并论的近西及泰西诸国，却并未与宋廷发生直接的官方交往，因此自然也被选择性地忽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礼部主客司就显得特别的清闲，也特别的刺眼，朝野上下几乎一致同意这是一个“冗司”，终于，这个机构在熙宁十二年走到了它的尽头，宋廷首先决定将其事务全部并入鸿胪寺，在一个月后，就正式宣布裁撤主客司。

    虽然石越始终坚持认为，国内之“蛮夷”亦是宋朝之臣民，将其与辽国通聘并属于一个机构不伦不类，但他也无法阻止这种历史的巨大惯性。在宋廷看来，成为国家编户的“蛮夷”自然可以归入户部管辖，但是那些羁縻州与不向国家纳税服役的“蛮夷”，却只能归入朝贡体系之内，其与藩属不过是程度不同的区别而已。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句话，从来都不是历史的事实，但是这一点也不妨碍它深入人心，并由此为文化核心，形成了古老的朝贡体系。石越一方面沉迷于朝贡体系带来的既得利益——它使得宋朝对南海地区的经营名正言顺，在将高丽与南海诸国纳入华夏圈之时更加顺理成章——因为华夏文明掌握了整个地区的话语权，使得那些当事国都承认朝贡体系是天经地义的，在宋朝拥有足够实力的时候，这种观念带来的优势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它能从心理上解除敌人的武装。但另一方面，石越却清醒地知道，哪怕华夏文明一直保持着自己的优势，也不意味着其余的文明便没有自己的尊严。人类文明并非是一座山峰，而是由群山组成，每个称得上“文明”程度的人类社会，都可以有自己的山峰存在。你可以保持高高在上的姿态，但是在心理上，你永远需要去正视你的竞争对手，否则，哪怕是再强盛的文明，总有一天，也会在高傲中迷失、堕落，被别人超越而毫不自觉，到那时候，便难免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古老的朝贡体系，在这方面是有缺陷的。但石越既想享受它带来的好处，试图保持它的完整性，那么在它之外生硬地另立一个系统，就不会是这么容易的事情了。礼部的主客司，甚至连礼部尚书王珪都觉得极其别扭，而且在实际事务上，也造成了相当大的不便与职权重叠，它被裁撤，事实上反映了宋廷效率的提高与务实。所以，连石越也对此哭笑不得，不知道这件事究竟是好是坏。

    除此之外，在宋朝各地，也发生了一些值得一提的事情。

    在南方，熙宁十一年以前，广南东路与广南西路的税收，其总和甚至都比不上荆湖南路一个大一点的州，而且因为运输与市场的原因，海外贸易的交易点，海商人们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