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毕竟契丹一向也自诩为是承唐之正统，自居为中国……然无论如何，此皆为可疑者一。”

    范翔的解释，的确是儿戏了些，唐康自到大名，便留意北事，若论及辽主耶律濬，真是当之无愧的一代英主，说他一面大举聚兵，一面却连南侵与否的决心都没有真正下定，这说出来，却如何能令人信服？

    唐康心里不以为然，只问道：“既有可疑者一，便当有可疑者二……”

    “这可疑者二……康时当知道所谓的‘四萧王’罢？”

    唐康点点头：“略有所闻。契丹自耶律寅吉、萧素相继病逝后，朝中功勋之臣，便余下楚王萧岩寿、卫王萧佑丹、许王萧惟信、陈王萧禧四人，分掌南北宰相府、枢密院，北人唤之为‘四萧王’。”

    “康时既然在大名府，想来许王萧惟信极力主张南犯，陈王萧禧却极力维护两朝通好，这些事情，亦瞒不过康时……”

    唐康只笑不语，默认此事。辽国内部的这些分歧，无论是苏轼的奏折，还是职方馆的报告，都说得甚是清楚。按理唐康是不该知道的，在范翔使辽之前，甚至都对此一无所知。但范翔也猜得到，以唐康的身份，肯定有他的一些特权。

    唐康早就知道，契丹如今权势最大的四位贵臣，便是所谓的“四萧王”，这四人中，萧岩寿为北府宰相，萧惟信为南府宰相，萧佑丹为北院枢密使，萧禧为南院枢密使。辽朝官制极为复杂，无论南北宰相府，还是南北枢密院，都各自掌握实权。以地位班次而言，是北、南宰相，要尊于北、南枢密使一些，而萧岩寿与萧惟信的资历，也要远高于萧佑丹与萧禧。但是另一方面，在契丹建国的历史上，宰相府原本是采用“世选制”铨选宰相的，也就是说，大辽的宰相，有很长一段时间，必出于皇族或国舅族，乃是贵族权力的体现。而枢密院之设立，却正是辽主为了强化皇权的手段。因此，在这样渊源下形成辽国官制，便形成一种复杂的关系，握有军政实权、位次较尊的宰相府，实际权力，反而不如枢密院。南北宰相府成为次于南北枢密院的权力机构，北枢密使则是群臣之首。所以，辽主虽以资历较深的功勋之臣萧岩寿与萧惟信任北南宰相，却将枢密院交由资历较浅，却是他的心腹之臣的萧佑丹与萧禧掌握。

    如此权力结构，原本也无可厚非。

    但问题却出在许王萧惟信那里。唐康曾经查阅枢密院的档案，知道萧惟信在当年辽主耶律濬发动兵变夺位之时，曾经阴怀两端，以致在后来的平乱中，萧惟信一直被辽主有意无意地防范、疏远。但萧惟信毕竟也是辽主的功勋之臣，而且以契丹的传统，萧惟信亦是手握实权。因此辽主对他虽然并不太信任，却也免不了要一面防范，一面还要笼络利用。所以萧惟信照样能封王拜相，而且也时时被委以征伐之任，镇压女直、阻卜等族之叛乱。

    然而萧惟信对于自己的地位，却似乎并不算太满意。从各种报告分析，萧惟信的怨气，可能出在与陈王萧禧的争端上。

    萧禧之地位，原本远低于萧惟信，但南枢密院至少在行政、赋税、部族三事上，却偏偏正是南宰相府的上司——职方馆曾经搜罗了一些契丹重臣的奏折，唐康细读过这些奏折，便发觉萧禧与萧惟信，甚至在很多的小事上，都是针锋相对，而二人的主要矛盾，则发生在部族事务上。

    契丹今日之国策，乃是由卫王萧佑丹所奠定的“联汉、奚以制蛮夷”。契丹在统治的核心地区，优待汉族与奚族，与两族一道分享权力，宣扬“汉契一体论”等观点，并轻徭薄赋，拉拢二族，以稳固统治。但对除契丹、汉、奚三族以外的部族，则实行残酷的压榨政策。萧禧与萧惟信的争吵，十之八九，便都发生在对其余部族的态度上。

    萧禧主张即使对汉、奚以外的“蛮夷”，也要怀柔……

    萧惟信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