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而朝廷则处境尴尬，经常是在刚刚表彰过一个地方官员后，才发觉他的属地出现了抑配之事。北方的地主富户对此尤其怨声载道，旧党的不满、台谏的恼怒，日渐月累，越来越大……朝廷虽屡颁诏令禁止，但又如何禁止得了？想要严厉处罚，但地方官员却也同样觉得朝廷不近情理，反弹强烈，最后只能不了了之。此事反倒是王安石在南方干得有声有色，但王安石的成功，却只能更激起旧党的疑虑。

    可以说，自盐债以下，石越的种种理财之策，全都靠着司马光、范纯仁的个人威信与良好的人脉支撑着，朝中才没有形成再一次党争。但司马光的牺牲亦极大，不断有旧党名臣自请出外，不断有故交好友与他断交，而旧党间的裂痕，亦越来越大——旧党中对司马光、范纯仁不满的君子们，以河北人为主，大批大批地聚集到御史中丞刘挚的周围，俨然自成一党，若非司马光威望犹存，旧党几乎立刻就要分裂。在如此大的压力下，若非石越的政策确有效果，双方的合作早已破裂。

    因此，为了维持国内的稳定，为了安抚司马光，石越亦不得不做出妥协。

    曾布的奏折、两府的约束，不过是这种妥协的一部分而已。石越必须让司马光相信他是在诚心诚意带领宋朝走出困境，而一场万里之外的战争，却无助于让司马光这么想。而若这场战争旷日持久，则更可能令司马光平生疑虑，怀疑他与新党究竟有何区别。

    石越的麻烦，其实就是薛奕的麻烦。

    朝廷削弱他的兵力，石越却要求他如果注辇国东犯的话，要以速战速决为利。若是做不到速战速决，石越亦要求薛奕确保周国与邺国的安全，帮助他们在这场战争中生存、壮大。尤其是同姓诸侯的邺国。

    也就是说，石越在南海的底线是，必须确保封建诸侯的顺利进行。石越的话说得很明白，他绝不允许从南海传回不利于封建的消息。他不能给反对者任何口实。甚至，石越还暗示他，即使战争拖延，朝廷也不会为与注辇国的战争消耗过多的国力。

    用兵之道，有一些最基本的原则——比如客军远来，利于速战。因此即便不论实力对比，速战速决，亦应当是注辇国所期盼的，而宋军则应当高壁深垒、严阵以待，避开敌之锐气，消耗敌人之补给，松懈敌人之意志，然后再寻找时机，乘虚而击之，则可竟全功。

    石越并非不知兵之人，他率军征伐西夏之时，亦能放手给将领自主之权，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但如今却向薛奕下达如此不知兵道之命令。薛奕是个聪明人，自然能想到石越在朝中究竟面临着多大的压力。但石越毕竟算是个好上司，他知道自己的要求过于强人所难，因此又给了薛奕一个最低的目标。

    因此，虽然薛奕心里很想借此机会，一举歼灭注辇水师，但他还是知道自己所面临的形势不容许如此。所以，他的目标也很明确，就是至少要保全住周国与邺国，只不过，凭他眼下的兵力，即使想要达成这个目标，亦不容易。他自然不会理会陈克庄，但他同样也没有说服陈克庄的信心。

    虽然薛奕心里亦非常希望能够利用上凌牙门的力量。若是谢本中不死，他原本可以多出千余人的兵力，甚至还可以大举征召凌牙门的男子……若能得此强援，薛奕甚至觉得即使没有广州与归义城的军队，他依然有战而胜之的可能。

    但是，假设是没有意义的。

    他必须熬过这一年，他相信石越不会真的坐视不管，最快冬月，最迟明春，凌牙门会有一个新的都督，而他也会得到他的全部兵力。

    只要他能在此之前，运用好手上的力量，维持住局势。

    但即使如此，薛奕亦知道他的任务有多困难——周国与邺国，这两国诸侯，都是他的大包袱。

    薛奕的目光扫过几员部将，落到了宗泽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