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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汴京。

    大相国寺。大宋故左丞相司马光的灵柩,刚刚由此出发,在司马光的侄子司马富,以及尚未成年的嫡孙司马植的护送下,返回陕州老家安葬。前来送行的汴京百姓,挤满了从大相国寺至万胜门的道路,汴京的内城、外城,甚至西城以外,数十万的百姓,密密麻麻地跪在道路两旁,焚香烧纸,泣如雨下,哭声震天。

    虽然司马光遗表上,请求薄葬,并且希望不荫封其后代,但是,宋廷仍然违其遗命,不仅赏赐司马家银一万两、绢两万匹用来大办丧事,而且由朝廷选派内官、相士前去勘察风水,并调动司马光故乡陕州附近四州的厢军、征募民夫共数千人,经营墓地。

    宋廷追赠司马光为太师、陈王,由高太后亲自定谥为“文正”,配享高宗庙廷,位王安石之前。同时,宋廷又追赠王安石为太傅、舒王,并与司马光一道陪祀孔庙,微妙的区别是,在孔庙,则是王安石位在司马光之前。

    司马光得到的另一个殊荣是,由太皇太后与皇帝下旨,允许陕州建陈王庙,祭祀司马光。

    在大相国寺停柩时,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帝全部亲临大相国寺,拜祭这位“人臣楷模”。对于司马光惟一的直系血脉,司马康的幼子司马植,不仅由高太后特旨赐爵骑都尉,皇帝还亲自替他选了个老师——桑充国。这件事情是石越与范纯仁都始料未及,而又求之不得的。

    小皇帝只是无心之举,但是由王安石的女婿来做司马光嫡孙的老师,这种政治上的象征意义,无疑令许多人侧目。

    司马光的祭文由范纯仁与苏轼分别撰写,此外,行状由范纯仁撰写,墓志铭则由石越撰写。三人在祭文、行状、墓志铭中,除了盛赞司马光的道德、功业、文章,更是异口同声地极力推许他与王安石之间和而不同,共辅高宗,致宋中兴之美德。范纯仁的行状中,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大谈赵顼、王安石、司马光这君臣三人之“相得”,在他这篇叙述司马光一生事迹的行状中,赵顼对司马光,是与王安石一样的“君臣相得”,而王、马之间,则是政见不同,但皆同心为国的“君子之交”,他极力赞扬王、马二人,不因私交之厚而废公见,亦不因政见之别而生党争,宣称二人之关系,实是人臣交往之万世典范。

    这篇《司马文正公行状》,由《新义报》、《汴京新闻》、《西京评论》为首的全国性报纸全文刊发,石越百忙之中,又与陆佃深谈一宿,请陆佃替王安石重写了《王文公行状》,与范纯仁相呼应。然后又将两篇行状一道合刊成《王文公、司马文正公行状》,印了十万册,免费颁发给各州县之学校与藏书楼。

    为了应对新党的攻击,石越与范纯仁还不断地宣称,司马光早就预料到了契丹的南犯。高太后也非常默契地配合他们,在召见几位知州之时,她突然主动提起这个话题,宣称外界对司马光多有“冤枉”,她表示司马光在密对之时,是支持废除与辽国的盟约的,并且此事最终得到推行,正是司马光“力主之”,她方才允诺。又说司马光在密对时数度提醒她,契丹有可能南犯,并且积极筹划应对之策。只不过契丹人过于狡黠,未能在司马光预料之九月后南犯,而是提前犯境,司马光又不幸得病去世……她宣称司马光在公开场所之反对,只是为了保密,并且防止国内出现人心不稳。

    高太后的话,无疑是极具权威性的。

    无论是谁,都绝不敢公开质疑高太后撒谎。况且,大宋朝也绝不会有人相信,高太后会为了一个臣子而撒谎——哪怕那个臣子是司马光。另一方面,她所谓的“密对”,自然是别人谁也无法证实的。

    于是此事就此定论。

    石越心里算是彻底地松了一口气,他比谁都明白——高太后开了这个口后,终大宋之世,只要还是赵家的子孙在当皇帝,这个案就永远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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