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的。美国是在不顾联合国临时委员会和李承晚警告的情况下起草并提出这一决议的。他们的警告是。朝鲜正濒于“残酷内战”的边缘。当时，我们的国策已定，决心摆脱这种烦人的军事义务。因此。当最后一批美国部队即将乘船回国时，我们对沿边界发生的武装冲突有意置之不理。我们正视当时实际局势的唯一做法是一九四九年三月做出了一项决定，即完成六万五千人保安部队（南朝鲜当局很快将决议中的这个词改换成了“军队”一词）的装备任务，并向四千人的海岸警卫队提供缉查海上走私、防止海盗和敌人海上渗透所必需的船只。这支军队的‘装甲部队’是由少数侦察车辆和一些半履带车辆组成的。这支军从的步兵师中有四个师每师仅编有两个步兵团而不是通常的三个团。整个陆军只有九十一门105毫米榴弹炮（按美国陆军的编制，师属炮兵应有四百三十门火炮，并可得到非师属炮兵同类口径和更大口径火炮的支缓）。

    我们自己在南朝鲜的部队最初削减到只有一个团战斗队，最后则只留下一个大约由五百名官兵组成的军事顾问团（其缩称即人们所熟知的KMAG，读作“凯马格”）。由威廉·罗伯茨准将指挥。该团负责向南朝鲜营以上单位派遣军事顾问。这就是北朝鲜人为发动入侵而进行最后阶段的炮击和轰炸时我们留在朝鲜的全部人马。一九四九年六月，沿三八线发生一系列小规模袭击事件之后，北朝鲜军队侵入大韩民国领土瓮津半岛。几乎在同一时刻，最后一批美军战术部队却正在撤离南朝鲜。直到七月份，边界才恢复到原先的态势。就在同一月，三八线以南的开城遭到北朝鲜步兵和炮乒的攻击。后来在八月份，瓮津半岛再度遭受入侵，经过激战，北朝鲜人终于被赶了回去。一九五○年五月，开城再次遭到北朝鲜炮火的猛烈袭击。此时，我们自己却正在飞快地撤离南朝鲜。

    不过，决不应当认为我们的军事当局乃至政府当局都一致要求从朝鲜撤军，或者对那个不幸国家的事务只愿看光明的一面。早在一九四八年，陆军参谋长奥马尔·布莱德雷将军以其特有的洞察力对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大多数人的观点提出了挑战。这些人的观点是，朝鲜“没有什么战略价值”、“任何在朝鲜使用美国军事力量的做法都是不明智的”。布菜德雷认识到北朝鲜人入侵的可能性极大，因而建议，如果真的出现这种侵略行动，则应迅速疏散美国侨民，并且毫不迟疑地向联合国安理会说明事实真相。他还极力主张，在我战斗部队撒离之前，应重新分析朝鲜局势。布莱德雷的观点遭到了否决。

    此外，美军驻南朝鲜军事顾问团中的一名高级军官约翰·贝尔德上校也曾独自一人提出过警告。他对当时刚刚任命为驻朝大使的约翰说，南朝鲜军队所用武器装备的类型与质量不足以保证维持边界的现状。他报告说，人数上处于劣势的韩国军队在火力上也让北朝鲜军队完全占了上风。北朝鲜军队拥有122毫米火炮，射程约为十七英里，而美国提供的105毫米火炮有效射程大约只有七英里。他还强烈要求送给韩国军队一些防空武器，建议向他们提供F-51飞机，但是他的这些主张没有引起重视。

    包括杜鲁门在内的文职官员们早先也曾大声疾呼反对立即拆除我们的战争机器，关闭我们的军工生产部门。但是，正如如杜鲁门先生在其《回忆录》中所写的，这些呼声“被国会和报刊淹没了”。因此，最后当大炮终于宣告朝鲜爆发全面战争时，我们创建的幼小共和国发现它处于毫无抵抗准备的状态，而我们也发现自己在军事上毫无准备，无法履行相互支援的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