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的行动。范弗里特将军、驻远东海军司令乔伊海军中将和驻远东空军司令斯特拉特迈耶将军都接到了关于这一基本指导原则的通知，各位司令都表示充分理解并完全赞同这一原则。

    在接到华盛顿的有关最新任务和方针的扼要说明之前，为与上述带政策性的明确指示保持一致，我对第8集团军和南朝鲜军队的进攻行动采取了适当的限制。我专门指示范弗里特将军，事先未经总部批准不得在“怀俄明线”以外地区采取大规模作战行动。同时，我希望，第8集团军司令在“犹他线”以外地区采取任何进攻行动时都要提前向我报告。

    我之所以采取所有这些措施，是要刻意避免重犯我前任的那些错误。在任何情况下，我在作战指挥上(或者说，在任何战场的指挥上)的一个基本原则都是：指挥官要沉着镇定，要努力运用军事学术的基本原则，要力争用自已的方式、方法完成受领的任务。我不想采取麦克阿瑟将军那套办法。麦克阿瑟诚然有其独断专行的一面，但其军事上的经验比他手下的任何一名军官都要丰富得多。他曾经否决过来自下级指挥官和主要参谋军官几乎是一致的强烈反对意见，结果取得了一次辉煌的胜利。所以，他后来相信自己的判断远远超过对其手下任何一名指挥官的信任，这也就毫不足怪了。但是，除上述原因外，在朝鲜战争最初六个月内，他对自己所属的两名地面部队指挥员中的一名实际上本来就缺乏信心。因此，他自然会认为，应该对所属指挥宫严加约束，并由他定下重大作战行动的决心，而仅仅给下级以执行具体任务的处置权。

    可是，我对有勇有谋的野战指挥官范弗里特将军是完全信赖的。此外，我始终认为，对于下级野战指挥官提出的看法必须十分认真地加以考虑。即便如此，我还是不得不处理那个任何部门的最高长官，无论文职的还是军职的，都会常常遇到的很难掌握分寸的问题，即正确处理以下两者的关系—一方面，要给下级指挥官以足够的行动自由，以便其执行比较原则的上级指示；另一方面，又要象对整个工作的成败负有最终责任的领导人那样，对下级的行动进行适当的监督。我在东京任职的整个期间，一直力求处理好这种关系。

    当时有两项亟待完成的任务。一项是全面掌握和领会我在华盛顿的上级赋予我的首要使命亦即保卫日本。这意味着我必须立即重新审查目前的计划，并使之适合于对付苏联可能发动的(虽则可能性不大)进攻。另一项是在我的职权范围之内采取一切切实可行的措施，贯彻杜鲁门总统坚定而明确地指出的方针，即防止将朝鲜战争扩大成为一场全面战争。

    为完成这两项任务，我认为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要求对前几个月由参谋长联席会议下达的或者说由总统和国务卿发表的政策派生出来的许多指示作一扼要说明。除了在遭受进攻的情况下保卫日本这一任务之外(这是由我国政府一方赋予我的任务)，我作为在朝鲜的联合国军总司令还负有其他一些任务。这些任务是：维护联合国军的完整；继续在朝鲜打下去(我认为，只要胜利的可能性较大，我们就会打下去)；继续封锁朝鲜的整个海岸线；稳定朝鲜局势，如被迫放弃朝鲜，则撤往日本。还有其他一些任务仍然列在我们的计划之中，但由于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在一九五O年中底被迫采取了后退行动，这些任务已毫无意义。

    此外，还有一件事也非常重要，那就是我必须就范弗里特将军今后作战时行动自由的限度问题毫不含糊地向他表明我的想法。要做好这两件事情，又得同时采取两个行观。

    第一个行动是，在起草出措词严谨的指示信之前，要对第8集团军和南朝鲜军队的进攻加以适当限制(这些指示信不仅要送给范弗里特将军，而且还要送给乔伊将军和斯特拉特迈耶将军。这些信件将扼要而明确地规定我们的各项目标和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