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个宪兵连。要我们相信宪兵连必须配备机枪和60毫米追击炮进行巡逻，这未免也太荒唐了。因此，我立即广播了一份声明，指出：我已下令中止谈判，直到我们能达成一项有关非军事化的、令人满意的协议为止。

    共产党人坚持了五天，最后，还是答应采取适当警卫措施，要我们恢复谈判。可是，我很快又获知，他们的英语广播报道的是“请求”我们恢复谈判，而其日语广播用的却是“要求”我们恢复谈判。于是，我宣布，我发觉他们的答复含糊其辞，因此拒绝授权恢复谈判。这样一来，反而使共产党的请求变得越加客气，并使双方达成了一项专门协议。

    然而，此后不久，事情又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八月十七日，中国的一支警戒巡逻队在中立区遭到伏击，队长被打死。赤色分子坚决要求我们惩治肇事者并赔礼道歉。

    我方调查的结果表明：这次伏击确有其事，但开枪的部队着装杂乱，未戴钢盔，显然是不受联合国军控制的非正规游击部队。我们拒绝了赤色分子的要求，于是，谈判又接着进行。刚过五天，在一个大雨瓢泼的深夜，中国人又要求我方联络官立即前去核实一架联合国军飞机轰炸中立区的事件。我方的首席联络官美空军上校安德鲁，金尼及其助手陪同敌联络官前往遭受所谓轰炸的现场，并借助手电检查了证据。金尼发现地上有一些象是由埋没的手榴弹大小的爆炸物炸成的小窟窿，还发现一些看上去象是飞机机体的金属碎片以及一个可能是飞机副油箱的扭曲变形的金属物体。然而，地上并没有弹坑，也没有烧焦的痕迹。如果使用过凝固汽油弹是会留下这种痕迹的。在赤色代表住所西北面的地上还发现一枚火箭的尾翼。总之，没有伤亡，没有损失，也没有侥焦的痕迹，有的只是曾经有一架飞机用着陆灯对准下方照射、“袭击”了该地区的谎言。联合国军的飞机没有到过这个地区，而且，对方所用的证据也实在不值一驳，根本不能作为抗议的凭据。可是，共产党代表却拒绝等天亮再作较深入的调查。他要我们马上“认罪”和道歉，企图向全世界表明联合国军的“罪行”。这一要求被我方拒绝，谈判遂突然中断。当最终又恢复谈判时，我拒绝让代表返回开城，而坚持今后的会谈在板门店举行。

    板门店确实是个位于中立区的小村庄，距我方战线较近。

    谈判过程中曾出现过不少的障碍。但是，我方谈判人员依靠集体的智慧，以很幽默的方式顺利地克服了这些障碍。一开始，我们就碰到了一个不足挂齿但却有可能使整个会谈还未开始就得告吹的障碍：共产党的首席联络官就是不愿商量谈判开始的日期。他说，这个问题已由上级军官定了下来，他这一级无权讨论，已经定了的日期无法再行更改。正在主持双方联络官最初谈判的金尼知道根本就没有商定过什么日期。但是，他无法使对方承认这一点。

    共产党方面的首席联络官、北朝鲜军的张上校说，日期问题不在讨论之列。可是，没有日期便没有会谈的可能，金尼被搞得进退两难。于是，金尼的一位助手悄悄地告诉他，只需随便说出个日子就行，就说是双方已经商定了的。金尼真的这样做了，张果然接受了这个日期。于是，联络官之间的谈判又继续进行下去。

    实际上，级别较低的这一级人员在谈判中似乎要现实得多。显然，共产党的校级军官们认为，他们没有必要处处都为了“记录在案”而发言，也没有必要为了本国新闻部门的需要而在发言中恣意辱骂对方。因此，他们这一级的会谈总是更为实际、更为现实一些。可惜，这种作风一点也没有传到上面。

    共产党谈判代表们的个性、特点立即就引起了我方代表的极大兴趣，我方代表在此之前大都从未与共产党领导人面对面地打过交道。共产党代表突出的一点是几乎毫无幽默感。他们的脸上不露一丝笑容，只是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