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的。

    “我发觉，”他说，“存在着一种新的、迄今尚不为人所了解的危险看法。这种看法认为，武装部队的成员主要应该忠于暂时掌握行政大权的人，而不是他们誓死要保卫的国家及其宪法。再没有比这更危险的主张了。再没有什么主张更能使人们对武装部队的忠诚表示怀疑了。”

    我们不妨将这段讲话与他在被任命为联合国军司令时向杖鲁门总统所作的保证作一比较。当时，亦即一九五Ｏ年七月十一日，他给总统发了如下电文：“我已收到您任命我为联合国军司令的通知——我谨再次向您保证：我本人对您绝对忠诚(着重号为作者所加)，对您为争取世界和平与亲善所进行的卓越斗争我将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我希望自己不会辜负您的信任和期望。”

    使我惊讶的是，在这个问题上，正是将军本人采取了一种“迄今尚不为人所了解的看法，”一种不仅与文官政府的而且与武装部队的最基本的传统格格不入的看法。陆军军官们立誓要捍卫的国家宪法没有任何关于忠于某个人的内容，倒是在一开始就明确表达了我国人民支持文职政府拥有统帅权的决心。宪法规定，总统为武装部队总司令，总统应在考虑参议院的建议并征得参议院的同意之后任命各军种的所有军官。每个军官在接受任命时都规定要服从总统或其继任者的命令，而决不要求对总统个人表示效忠。宪法丝毫也没有暗示过，除“那些暂时掌握行政大极的人”之外，还允许有什么部门或个人行使授予总统的权力和职责。可是，麦克阿瑟将军及其追随者们似乎就是这么干的。

    由文官政府掌握统帅权的传统长期以来一直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政治生活之中，以至于连最狡猾的诡辩家对此也无可挑剔。由宪法赋予美国总统的这种巨大无比的权力伴随着中种相应的责任。在今天这个时代，由于我们手中掌握着一种能在一瞬间使数亿人消亡、数亿人无家可归和贫困落魄的武器，因而这种责任十分令人敬畏。可是，责任不同于权力，它不能委托给其他的个人，不论此人是穿军装的还是不穿军装的。有关我们武装力量的许多决定，如它的编成、维持、部署、任务等等，其中任何一个决定都可能给人类的未来带来重大影响。允许任何人面却不允许我们当选的最高领导人制定这类决策，这种理论还真是一种闻所未闻的崭新理论。它带有极大的无法预料的危险。

    不管某些公众对麦克阿瑟的行为是如何地迁就，我们军官团要求每个成员遵循的原则，却是不允许象将军在波士顿州议会会堂中发言时那样将忠诚置于一个错误的位置上。在军队，职责这个概念现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面服从合法当局的领导则是履行职责的起码要求。征何一个军人，不论是小兵还是五星上将，都无权擅自判断一项命令是否符合自己的看法。诚然他对上级的忠诚需要由上级对他表示忠诚才能换得，但他对上级的权威则是要绝对服从的。

    此外，我决不同意有位作者的无稽之谈，说麦克阿瑟曾面临“一个军人所碰到的最棘手的问题：他怎能做到既忠于自己对宪法立下的誓言并为美国的最大利益服务，又忠于当权的政府——他无法做到在同时服务于宪法和政府的情况下对两者都承担义务。”

    （《杜鲁门与麦克阿瑟之争和朝鲜战争》第234页，约瀚。斯帕尼尔著，哈佛大学贝尔克纳帕出版社，1959年出版。——作者）从麦克阿瑟一次值得一提的很干脆的讲演中或许可以看出他最终还是懂得了上述的道理。他是在一九六二年五月在接受西尔韦纳斯·塞耶奖时向西点军校全体学员发表的这次讲话。他说：“让公众去评论我国政府在施政中的功绩吧……这些国家大事不是你们应当参与的。”

    可是，正是此人在十多年前曾发誓，“只要我认为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我就要经常地大声疾呼”。正是这个声音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