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手心的故事，要他好好读书。在父亲看来，不读四书五经不能立身做人，不会写毛笔字不算是读书人。在七到八岁的时候，父亲每天晚上手里拿着一本线装书，一句一句地教他读《增广贤文》，、《三子经》、等等。读到“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时候，他还要美滋滋的解释一番。“为什么读书高，就是读书人明礼仪，懂道理。以理服人是高人，以力服人是下人。”

    “孔夫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你是要当个劳力者还是劳心者？”

    悟么懂人周建明懵懵懂懂，管他什么是“劳心者”“劳力者”，张口就说要当劳力者。因为和小伙伴一起摔跤打架，常常是力气大的占便宜。

    还没等他反映过来，父亲一脸沮丧，一个中指敲到他的额头上，“好一个没出息的东西。”

    周建明当时怎么也不明白父亲为什么因这点小事动肝火，到他成人之后才领悟了这番苦心。

    也许是读了些书，父亲有些自负。他虽然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在生产队的集体劳动中常常吃亏，也常常气愤不已。他认为他的同代人因为没有文化，同他们讲不清道理。人分三六九等，他同他们不在一个等级上。他把这些积怨埋在心里，全身心倾注到儿子的身上，当他看见周建明同龄的小孩大多不上学时，他有几分得意。认为这就是见识与见识的不同，是读书和不读书的差别。希望他能尽快成人，希望他将来能释放自己积攥多年的郁闷。他甚至希望周建明长大后，能在生产队里当上个会计。那时的会计和生产队长是掌握农民命运的人物。他们联手，决定每一年的分配，决定每一个劳动力的工分，决定能借钱给张三而不给李四，决定能不能给你出证明到供销社买到凭票供应的各种紧俏副食品。总而言之，周建明的父亲是下了决心要把他培养成人。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周建明长身体的时候，是三年困难时期，长知识的时候知识是最反动的时候。劳动是课堂，“语录”是课本，工人农民是老师。也该命运注定，皇天不负苦心人。一个右派教师一堆破烂把周建明推进了高等学府。“文革”中，公社中学一个右派教师下放在村里，住在周建明家。那天，周建明的父亲要到镇上去，老师请他顺便把他一个纸箱子带来。不巧的是，父亲错把老师准备要上交的一箱子书一起带来了。既然拿来了，就不必送回去了，正好我儿子没书读，父亲说。这使周建明一下掉进了一个知识的海洋。、《青春之歌》、、、《安娜、卡列尼娜》、——，一大批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吸引了一个孩子的好奇，同时也大大开阔了他的眼界。周建明一边大量地读书，一边请老师给他讲文学，讲中国历史。两三年的时间里，他淌漾在文学的海洋，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算是在一个文化沙漠中找到了一眼清泉。1978年，右派老师落实政策，摘了右派帽子，一高兴把什么都丢在周建明家，只身回广东老家去了。临行前，叮嘱周建明一定要参加今年高考，报考文史类专业。果然，这年周建明录取在武汉大学中文系。父亲一方面为儿子的出息气顺了，同时又因为供儿子读书，背更弯了。他没看到儿子衣锦还乡，就离开了人世。毕业的时候，正逢是县委组织部打灯笼为县政府办公室找“笔杆子”。从毕业生中找到了一个名牌大学中文系毕业生，组织部也算是可以向县长交差了。

    在人生的道路上，周建明现在面临着重要抉择。他要有个家，她想向萧琴表达爱。萧琴是怎么想的？她爱我吗？她的父母能同意把女儿嫁给一个孤儿吗？能同意把自己的宝贝女儿许配给一个大八岁的男人吗？脑子里一大堆疑问，一肚子无处诉说的话。他羡慕那些躺在父母怀里撒娇的同龄人，羡慕他们有父母无微不致的关爱和体贴，他们无忧无虑，父母帮他们安排好了一切。周建明这时是多么需要父母的呵护和关爱。那段时间，他心事重重，日见消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