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秉贵走马上任区教委主任一个多月了。一个多月来，他向主管意识形态的区委副书记报到，听取他的指示，向分管文教卫生的副区长报告，听他关于教委工作的意见。然后是跑中学、小学、幼儿园调查研究，同教师座谈，看校舍，看教师住房，看学生食堂。越看心情越沉重，越看越没信心，就像一个不会游泳的人下水，水慢慢从胸部往上，喘气越来越粗，心里越来越慌。三根绞索套在他的脖子上，且根根都在慢慢拉紧。母亲的病情不见好转，还有加重之势，每个月的医药费就要一千多。老婆不能上班，伺候老人家，早停发了工资。他算过账，让老婆上班，一个月不过七八百元工资，还要请个人侍候老人，也得花去六百多，老人还没有亲情感，干脆就让老婆就不上班了。这几天老人还不愿吃药，说是让她早点去见老头子算了，这个病治不好，花这么多冤枉钱，拖累了儿子，还害得孙子孙女在外打工见不着面，这也是老人一块心病。茅秉贵有个打算，想把女儿安排到中学，当个图书管理员或什么的。一个女孩在外打工，总是让父母提心吊胆的。可自己刚上班就安排子女，那还能在教委站得稳脚跟吗？他不感造次。老人辛苦一辈子，无论如何，茅秉贵要尽孝，就是砸锅卖铁，也要尽力延长她的生命。老母亲的病始终是压在心上的一块石头。自己为了进城，给柳王明送了七万元。都是朋友凑的，怎么还？他有些后悔当初不该听朱春平的“馊”主意。也许柳王明就是那么慷慨，不送钱也帮忙呢？当然也许像朱春平预料的那样，“做梦去吧”。因为那天把一大包钱送给柳王明的老婆黎颖时，他自己心跳得厉害，可黎颖就像从他手里接过一杯开水那么自然。证明这样的事对她来说司空见惯了。如果没有这七万元，柳王明有那么充满人情味得批示吗？他写报告要求进城不是第一次了，没有一百次，也不少于五十次。从区委组织部到每一个常委，从区长到区委书记，每次申请报告，都是写到领导的纸篓子里去了。进城是对的，可以天天见到老母亲，下班可以帮她端茶倒水，尽一点孝心。可这七万块到哪里去找回来？拿什么还给朋友？还有柳王明交待他离开官山前要办的那件事，他从良心上感到不安。越想越觉得对不住官山的老百姓。听说已经有些群众准备到省政府上访，他们知道这件事同柳王明有关，不找市政府。茅秉贵担心这件事闹大了不好收拾。他在官山工作那么多年，从来都是维护农民的利益，没有干过侵害农民利益的事。临走之前惹得天怨人怒，心里一直不安。那一千多亩土地，大多数落在官山镇的汪家坝村，是陵溪县委书记汪东晟的家乡。涉及三百多亩耕地，六百多亩山地。这意味汪家坝村人均耕地要减少半分多，减少山地一亩多。这里的老百姓地处郊区，主要收入来源是土地。开始老百姓听说是外商要来投资，很高兴，以为是在这里办工厂，可以为他们安排一些就业。后来听镇里开会才弄明白是建墓地，且地价太低。市郊平均地价一万六千多，近郊更是两万多，虽说是公益事业，也犯不着由汪家坝的老百姓来为城里几十万人作贡献。特别是三百多亩耕地，减少了人均耕地的一半。直接影响到农民的生活。还有，在汪家坝的正东方向建一座规模如此大的墓地，无疑会影响汪家坝的风水。汪家坝自解放以来，六百多人口的村子，吃“商品粮”的不超过十个人，最大的官还数汪东晟，如今把这里建成了墓地，天天鬼哭狼嚎，爆竹纸钱，哀乐遍野，那还了得！这是老百姓无法接受的。

    为了完成柳王明交待的任务，茅秉贵费尽了心机。他先召开了党委会，反复做“一班人”的工作，统一大家的思想，要一个声音，一个腔调。他当然没有说明这次征地对他个人前途的影响，主要是正面说明兴建这样一个墓地的意义。他强调这个项目是市政府的“民心工程”，是涉及市区几十万人口的公益事业，不能简单看成是一般的招商引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