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嗬——嗬——”。一口浓痰在她喉头艰难地转动，又停住了，只见何菊芬一双黯然无神的眼睛睁得忒大，大得让人脊梁发凉，从此就再也没合上。

    何菊芬看透了儿子的心思，她知道他言语不多但极有心计，顽强而不张扬，主意定了谁也难以改变。她致死不放心的是张力维咽不下这口恶气，要同柳王明斗下去。一个涉世不深的毛头小子，怎么也不是一个恶棍的对手，何况冤冤相报何时了？妈妈是满怀着悲伤、充满着遗憾、一万个不放心地离开了人世。

    何菊芬被柳王明投进监狱后，因为是国家工作人员犯罪，所贪污的又是救灾经费，性质恶劣。被判六年有期徒刑，因为她在狱中改造的表现，减刑一年。

    出狱后的何菊芬走进的是一个冰冷寂寞的家。门框、窗户上破残的蜘蛛网在风中摇弋，推开厅门，黑暗狭窄的厅堂，一张小方桌上摆放着丈夫围着黑纱的遗像。一股幽怨阴森的气氛在她身边迅速包围了她。她没有眼泪，眼泪在狱中已经流干。儿子离家前已经把屋里收拾得很整洁，床铺上被褥卷在靠墙的一端，蒙上了床单。五斗柜、写字台、三条腿的沙发都用废旧报纸盖着。儿子知道妈妈爱整洁，收拾得很细心。满屋子灰尘，依稀可见的鼠粪，玻璃窗上的雨痕抹去了小屋曾经有过的温馨。五年的岁月对于人生不是太长，而何菊芬却是环地球走了几周那样遥远，使她从人间走到了地狱，一个女人该有的，现在她都失去了。二十多年相濡以沫的丈夫不堪忍受病痛的折磨，不忍心拖累自己的孩子，在张力维收到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从容地吃了一瓶安眠药，带着微笑离开了人世。出狱后的何菊芬，生活过得异常艰辛，没有工作，断了生活来源。儿子远在北京，何菊芬的弟弟妹妹都劝她回县和父母一起生活，她不忍心自己这副样子给老人家难堪，也不能再拖累自己的弟妹，都是有家室的人，一个人继续在乡下的小镇上住着。

    折磨死一个母亲的最好办法是不让她见到自己的孩子。

    生活上的拮据，她都可以忍受。乡政府看在她任过副乡长的份上，又有关心“两劳回籍”人员生活就业的精神，安排她在镇上的居委会做临时工，给一点生活费。加上弟妹的接济，日子勉强可以过得下去。熟人、朋友瞥过来的冷眼，笼罩在身边的冷漠，她都可以接受。唯独使她接受不了的是长时间见不到自己的儿子。还在牢房里的时候，她有一种出狱的期盼。眼前的寂寞、无助反而有一种无期折磨的惆怅。刚刚回来的一段时间里，何菊芬又是写信，又是电报，又是电话，务必要儿子回来见上一面。

    好不容易盼到那一年的“十、一”国庆节，张力维回来了，从下汽车的那一刻起，母亲就一直拉着他的手，拉到家里。母子俩抱头一阵痛哭。那一晚，妈妈一直坐在他身边看着他入睡。第二天天亮的时候，他一眼醒来看到的是妈妈的微笑。张力维心头一震，伸出双手，抚摸着妈妈憔悴的脸，心痛地说：“妈，一晚都不睡，那怎么受得了。”

    “儿子，你知道吗，看着你睡在妈的身边，妈比什么都开心。”妈妈尖尖的手指拢进他的头发，有滋有味地摩挲着。

    “你记得吗，你小的时候，妈妈要是出差或是下乡几天没见到你，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坐在你床头，先把你看个够，然后再去做家务事。我在你床头坐得最长时间是两天一晚。”

    “干嘛呀？”

    “那是你两岁的那年，正逢汛期。妈妈去湖区防汛，负责一座七千亩大堤防洪抢险，在堤上和老百姓一起坚守了二十三天。后来你爸爸打电话告诉我，说你身上生了很多疖子。已经高烧了两天，喂了药给你吃也不见好转，到医院给你输液，你死活不干，甚至趁医生不注意自己拔下针头跑回家，不知道怎么办，要我回来看看。”

    “我怎么没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