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

    自从调频台的编制下来之后，方笑伟的电话陡然增多了，上他家拜访他的亲友也陡然多了起来。无论是电话还是亲友拜访，目的都是共同的，就是想通过方笑伟在调频台安排人。并且，还向方笑伟暗暗承诺，事情办成了，一定不会亏待他的。期间，还有个搞建筑的左老板，方只与他彼此认识，却从未打过交道，这次他也求上门来，直接给方笑伟送来了五万元的现款，说自己的孩子刚刚大专毕业，想进都市调频台。他说别的部门想安排也能安排进去，主要是他的孩子太爱记者这个职业了，他只好厚着脸皮来拜访方台长。方笑伟自然不敢收这五万元现款。现在”八“字还没一撇，收了人家的礼岂不是自找残废？可是，这位姓左的老板死活不肯将钱带回，他说就算是押金，我先押到你这里总行吧。你需要请客送礼，你尽管的花去，花完了，事情能办成固然好，办不成我也不怨你，剩下多少你再给我退多少不就得了？

    面对这种貌视憨厚老实，实则狡黠无比的农民企业家，方笑伟真不知该怎么办？但那五万元钱，却实实在在的诱人，面对这样的诱惑，他无法硬起来，他怕他太硬了，失去了这一财路。如果让他把钱留下，又觉得烫手。他好说歹说，答应为他办事，说办成了再收他的礼。左老板这才收起钱。

    凡此种种，方笑伟完全可以理解。近年来，市上没有一个像样的企业招过工，大中专生一茬一茬的毕业了，面对越来越庞大的待业大军，家长和待业者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就业问题几乎成了全国各个城市的普遍矛盾。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调频台要增编二十五名编制，这无疑成了银都待业大军的热门话题，每一个个体化的分子都在最大限制的调动着自己的能量，调动着各自的社会关系，想使自己的孩子能成为这二十五个名额中的一员。

    这就形成了一种不规则的竞争，竞争者已不再是待业者之间的竞争，而是待业者的家庭实力之间的竞争。有的家长曾经算了一个账，如果投资三、五万能为孩子解决一个好单位、好工作也值，工作三、五年就可以把投资款收回，三、五年之后的所得就等于是纯利润了，一辈子工作四十年，年年有收入，老了退休了，照样还有保障，这比投资做生意的保障系数大得多。正因为有这么多的聪明的家长又会算这么聪明的账，才使当权者越来越放弃了用人的标准，使我们这个国家机构中的人员素质越来越低。

    方笑伟虽说没有参与过这样的竞争抑或是交换，但个中的原由却了若指掌。正因为如此，他才不惜采取各种手段也要把这个用人的权力争到手。

    现在，一切障碍都被他一一排除了，胡扬被排除了，桑学文也被排除了，田振军已经到了无法不依赖他的地步。由此他想，如果田振军能将调频台的权力统统交于我，倒也罢了，倘若他还在犹犹豫豫，必要时，可以将他一军，明确的告诉他，如果你还不信任我，我只能说我们没有缘，我可以主动让贤，你好用你信任的人。

    当然，这样的摊牌，只能排列为下下策。事情不到万不得已时，他绝不可亮出此牌的。

    这是方笑伟的一个习惯，每要策划一件大事，或者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他总要在脑海里反复的酝酿、酬谋，不仅要拿出两套以上的方案，而且，每一套方案都要分解成若干个递进的层次，然后择优来实施。他很想尽快地与田振军进行一次和谐的沟通，想尽快地把调频台的新班子成立了，然后再按他的意愿物色人。他觉得桃子熟了，该摘的时候就必须摘，你不摘，别人就会算计。然而，他为了使他的成功系数更大一些，他要以静制动，要以守为攻，要沉住气，尽量地表现出一种冷静，迫使田振军来找他，这样，他就占了主动权，他就好按他的计划牵着田振军的鼻子跟他走。

    这个时刻终于来临了。他接到田振军的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