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能说，冈古拉真的是属于他韩起科的？

    他真的没把握了。他再也不是那个冲动起来就能不顾一切地向麦草路洒煤油扔打火机的那个韩起科了。他以一己之五尺热血之躯，突然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无能和无奈；于是，他决定暂时不回冈古拉。他要再想一想，再看一看，再等一等……

    是的，如果不回冈古拉，他只有重回监狱。他没别的地方可去。好在，他本人在这五年服刑期内，一直诚心地把自己放在一个赎罪的位置上，老老实实地接受惩戒和改造，能尽力帮政府方面做一点他们需要他做的、又是他能做的事，他总是拼命去做。再加上，政府方面的人都了解了他这案情的底细，因此，上上下下在情感上一直也没怎么太把他当刑事犯来看待。现在他愿意回监狱来接受“假释”，虽然这在哈拉努里第一监狱是破天荒的，但大伙也愿意接受他“回来”，经郑重请示批准，这事还真成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结识了那位后来总叫他“小文盲”、并总自称是他“老婆”的那个胖女孩。这女孩——如果一个女孩过了三十，因为没正式成家，没生过娃娃，我们还能戏称她为“女孩”的话——原是那位分区监狱长（“沙哑嗓门”）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房小亲戚。她的正式职务是省城一家博物馆电话总机房的守机员。那时候省城还刚处在筹建程控电话网的阶段。绝大多数单位绝大多数街区使的还是那种老式的交换式电话。也就是说，都得先把电话打到一个交换总台去。由守候在总台上的女话务员，替你把电话转到你想找的那个人的电话机上去。她守着的是一台当年俄国人留下的一百门老式电话交换总机。博物馆的老楼据说也是按俄国人设计的图纸盖的。墨绿色的铁皮屋顶和高大结实的天花板，和同样高大结实、直接砌在墙角里、显得极其笨重的圆桶状黑漆铸铁火炉，还有从那些高大的窗户里透进来的一条条诡异的光线，让博物馆里那些踩着嘎吱嘎吱作响的旧地板，朝夕在这里忙来忙去的工作人员，总觉得自己一年四季都在忙着参与拍摄那部百看不厌的老电影《列宁在十月》，或者是在拍摄后来又热闹了一阵的《两个人的车站》。有一年冬天，这个胖胖的女话务员(那会儿她还不到三十，最多也是刚过三十)，大老远地到哈拉努里监狱来，名义上说是看望她这位八竿子打不着的“老舅”，其实是受一位朋友之托，来请“老舅”关照这位朋友的一个朋友的。这位朋友的朋友正在这座监狱里服刑。按说，她不该过问这种烂事儿的。省城离哈拉努里好几百公里哩。大冬天的，长途班车里哪儿都灌风。人挤人的，怎么着也好受不了，能闻到的全是那么一股劣质烟的烟味，劣质酒的酒味，正犯着牙周病的黄板牙的牙臭味，还有从黑棉胶鞋里长期捂出来的臭脚味。就是到了哈拉努里也不好受。这儿的气温要比省城整低十度。没扫雪的地方，雪都堆得比窗台还高。但谁让她是个热情仗义的女孩呢？而且朋友还特别多。这里对她和她那帮朋友的情况和“社会背景”，我得稍稍地做一点补充介绍。她和他们都是地方大院或军队大院的干部子弟。她老爹是省军区司令部管后勤的一个科长。“文革”一结束，这些父母们大部分都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在各自的岗位上，重新掌管起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的命运。这些老同志大都比较正统，再加上也是刚刚恢复工作，多数人都不会去（少数的则还来不及去）去搞那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名堂。所以他们的子女当时大多数都跟这位胖女孩一样，从事着非常普通的职业，话务员啊，保育员啊，会计啊、技术员啊，中小学教员啊，更多的甚至就是个普通工人和营业员，等等等等。但父母的恢复职权，还是使他们和别的那些普通从业人员发生了实质性的区别。首先，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意识到，自己这种“普通”的地位，不会持续太久。他们会像他们的父母一样，有可能比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