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回答的问题，当真正让你回答时，才觉得并非那么容易。说真的，究竟什么是中纺的最主要的问题呢？这场激化了的、非常严峻的矛盾冲突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李高成已经注意到了杨诚说话中的措辞：不可调和的矛盾。如果他真是这么看的，这说明作为市委书记的杨诚，对中纺的问题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看法，或者已经有了一个较为成熟的看法。而如果说矛盾是不可调和的，那么也就是说，这种矛盾的实质其实已经成了敌我性质。而唯有敌我性质的矛盾，才会是不可调和的。杨诚真会是这样看的么？如果真是这样看的，在如何处理中纺的问题上，杨诚也很可能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个较为成熟的看法和认识。想了想，李高成有点试探地对杨诚说道：

    “说实话，这两天都让这些表面上的事情给缠住了，整整两天两夜了，睡了也就那么五六个小时。今天一上午又来了两拨中纺的人，就光听了他们谈问题、谈意见了。反映了那么多事情，又各有各的说法、各有各的理由。对中纺的问题究竟该怎么看，还真的没往深处想。杨书记，你今天也听了他们的一些说法，我不知道你对此都有些什么初步的印象和看法？”

    “具体的我并不了解，早上听了听那几个人的反映，刚才又看了看他们送来的材料，尤其是听你刚才说有一两万工人都参与了闹事，而且干群关系对立到那么严峻的程度，看来问题要比咱们想象的严重得多。依我看，这场矛盾的实质，发展到现在，最主要的症结就是，干部已经彻底地把群众看作了他们的对立面，而群众也已经把干部当作了最让人愤恨、最不可饶恕的敌对面。”杨诚似乎全然陷入了一种深思之中，对李高成那种试探性的话语好像一点儿也没察觉、一点儿也没在意，“老李呀，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不成熟的想法，我觉得，如果一个企业的领导同职工们的思想和感情已经产生了难以调和的对立，即便是这些领导干部没有任何问题，那也一样是严重的失职和读职。换句话说，这样的领导班子其实已经失去了存在价值，或者说，它的存在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绝大多数的工人都不听他们的指挥、绝大多数的工人都加入了反对他们的行列，如果我们对这样的领导班子还存在什么幻想，甚至还想保它过关，最终的结果只能是鸡飞蛋打一场空，既保不住这个班子，又让我们失掉了民心。老李，你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下决心了？”

    从理智上讲，应该说杨诚的看法和想法确实是成立的，从某个方面看，可以说是一语中的、切中了要害。然而不知为什么，在感情上李高成却无法接受杨诚的这种说法。不管怎么说，即便公司的那些领导十恶不赦，但在还没有进行任何调查，还没有找到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这么过早地下结论、而且是如此严厉的结论，是不是显得有点过于草率、过于武断了？何况你现在听到的和看到的只是一面之词，你并没有同公司的领导干部进行过任何接触，在这种情况下，又如何就这么急急定论，想把公司的整个班子全都摞到一旁？还有，这次工人闹事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工人们背后是否有什么背景，这些我们并没有真正闹清楚，怎么就可以这样盖棺定论地下结论？特别是让李高成在感情上难以接受的是，中纺的问题是我一个人亲自去处理的，中纺的情况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班子里我应该是最熟悉的，中纺领导班子的基本情况我也一样是非常了解的，所以对中纺的问题，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我，对中纺的问题如何下结论，首先应该由我来做，至少也应该先听听我的意见。作为一把手的市委书记，你怎么可以还没有听我的汇报就匆匆忙忙地准备下结论呢？沉思片刻，他便对杨诚说道：

    “杨书记，是不是你听了今天上午那几个职工代表的反映，所以就觉得中纺的这个领导班子已经不可救药了？”话一出口，他立刻就感到后悔了。他明显地感觉到了自己话里不满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