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说，廖菁说的“我们”，就是路山报社记者张汉铭。然而，廖菁他们把对手想得太简单了。自从张汉铭拒绝被收买后，从他接到恐吓电话起，他的手机就被别人时刻监控着。按照《电信法》的规定，监控电话，必须得到公安局的批准。而要拿到这个批件，对梁少华来说也许做得到，但梁少华发现了更简单的途径，只要有机会接近通信公司职工，就可以查到本公司手机用户的往来信息。

    张汉铭用的是路山联通公司的ＣＤＭＡ手机，以前他多年一直使用的是移动公司的手机，ＣＤＭＡ以“绿色环保”的口号上市后，无限夸大功能的宣传中，也给手机消费市场带来一片繁荣。为了探个究竟，张汉铭多次到联通公司的销售大厅进行暗访，发现所谓演示辐射大小，只是用一个烟灰盒做实验。销售人员把传统的ＧＭＳ手机放到烟灰盒旁边，安置在盒内的仪器就发出尖利的报警声，而ＣＤＭＡ所谓的绿色环保手机，放置到盒边则安然无事。在一次做实验时，有一个吸烟的顾客无意中把手里的烟灰弹进了烟盒，竟然也发出同样的叫声。他把现场见到的事实写成稿子送给编辑，最后到了温总那里签发时，温有些犹豫地放了几天。可巧，就在几天后，中央某大报连续发了几篇揭露“绿色环保手机”的文章，指出目前市场上的手机都是符合安全标准的。有了大报的舆论导向，温彩屏就下了决心签发稿子，稿子一见报，联通公司马上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他们想找地区领导，但想到那次地区征收他们的奖金税，他们把地区告到了省里，心里就阵阵发怵。解铃还得系铃人，公司就派出公关人员缠着报社领导和编辑记者，并给全体编辑记者赠送了手机，一场风波才算结束。风波过后，张汉铭也用上了ＣＤＭＡ手机，联通公司还给他送了两千元的话费。

    梁少华找到一个经自己之手安排到联通公司服务热线上的小情人，只报出张汉铭的号码，没过一分钟屏幕上就显示出他的通话记录。仔细看过记录后就要求小情人对这个电话进行特别的关注。起先这个小姑娘不同意这样做，说领导早说过私自调出用户的通话记录是犯法的事情，经不住梁少华的死磨硬缠，再加上她想这份工作也是梁老板给安排的，而且梁少华还在自己的衣兜里偷偷塞进来三千块钱，她只好默许了，每天上班的时候总是看几次这个电话的通话情况，过十天半月便悄悄打印出来记录单交给梁少华，但她从来都没敢去监听。从通话单子中梁少华发现，有一个北京打来的电话和一个外地手机最近与张汉铭联系频繁，于是他按照号码打过去，假说是找全国妇联，对方告诉说他们是新华社。新华社几个字马上引起他的警觉，梁少华指示小情人，只要发现这个北京的电话或外地手机和本地的这部手机联系，马上报告。

    这一切廖菁和张汉铭当然一点也不清楚，他们还以为自己的调查工作保密得天衣无缝呢。事实上，从廖菁到路山的第一天晚上使用宾馆的电话给张汉铭打电话起，他们立即被人发现并遭到跟踪。对手之所以按兵不动，那是因为他们想知道廖菁究竟在调查什么？或者已经知道了什么？

    张汉铭借了朋友的一辆旧桑塔纳轿车，载着廖菁去了禾塔。在路上，他很不好意思地说，自己目前只有借来这种车的能力。廖菁来的时候本来没打算会有专车使用，现在情况比想象的好多了，就说你可别谦虚了，这要比我上次来不知道好了多少呢。

    他们没有在禾塔镇停留，而是按照张汉铭掌握的那些死者名单，直接摸到了死者家里去。有张汉铭前不久自己做过的调查在先，现在找起人来熟门熟路的。张汉铭之所以安排重复调查，首先是为叫廖菁核实自己举报情况的真实性，同时也希望看看从廖大记者的思维角度出发，是否还能再挖出来什么更深的东西。但令他奇怪的是，这些家属都不像前次来的时候那样心直口快地配合，都变得躲躲闪闪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