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这样的政策不是完整的政策。”

    “我不是讲了，具体并不等于啰嗦，要相信别人的理解力。”靳一峰似乎有些不快。

    “第三点，对政策将牵动的全部制约因素进行充分估计。”李向南简单说道，戛然而止。

    “完了？”

    “完了。”

    “再往下说几点。”

    李向南想了想：“第四，对政策势必带来的某个方向上的冲击要进行充分估计并制定对策。”

    “太抽象，解释一下。”靳一峰眼皮也不抬，似乎仍然在考虑他的事。

    “政策都不是完全封闭型的，它总要在某个方向上有所限制，在某个方向上有所开放。而在开放的方向上总要受到冲击。比如对外开放，就要受到西方经济、文化的冲击，这既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一面；允许城镇集体、个体经营，全民所有制就要受到竞争的冲击；如此等等。如果我们对政策开放方向上将受到的冲击缺乏思想准备和策略准备，必将反应迟缓，付出代价。”

    “行了，往下。”

    李向南又绷了绷嘴唇。黄平平、靳舒丽、靳舒华都在注视着这场奇异的谈话。“第五，对即将实施的新政策与已有政策体系的关系进行估计。发生某种程度的矛盾、不和谐是必然的，问题是经过怎样的调整走向新的全面协调。”

    “嗯，行了。”

    “第六，对新政策与现有理论体系的全部关系进行估计。”

    “六点了，还有吗？”

    “第七，预计一项政策提出后将遇到的反对意见都有哪些。”

    “嗯。”

    “第八，对政策实施中将出现的几种可能进行估计。”

    “嗯。”

    “第九，要有最坏的准备：失败了怎么办？”

    “好。还有吗？”

    “第十，应付各种可能的政策储备要预先建立。”

    “完了？”

    “完了。”

    “为什么一定要凑成十点，这里有没有形式主义？”

    “它就是十点。”

    靳一峰放下笔，压在纸上，端起茶杯慢慢喝茶，眼睛依然不看李向南：“你研究过历史吗？”

    “研究过一点。”

    “联系现在有什么观点？”

    李向南略想了想：“从几千年的历史中看现在社会中的传统惰性，从一百多年近代史中看现在社会的演变趋势。”

    “对中国今后趋势有估计吗？”

    “不具体，大致的。”

    “对。想具体的估计是不可能的；没大致的估计则是不应该的。”靳一峰站起来，微微伸了一下懒腰，说道：“好，今天就谈到这儿。”

    “咱们该走了。”黄平平站起来对李向南说，“靳伯伯该休息了。”

    “不，”靳一峰摆了下手，“今天中午一点半钟，有个加拿大《环球邮报》的记者要来找我。鲁贝尔，听说过吧？他的志向是当世界上最权威的中国问题专家。他要了解最深刻、最实质性的东西。我已经和他谈过一次了。等会儿，李向南，你参加一块儿谈。”

    “我？”李向南十分惊讶。

    “对，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