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回赠你。”

    邓秋白举着酒杯，有些难堪地停在半空。他笑了笑：“过去国内政治不稳定，现在形势好了，范兄还是大有作为的。”

    “不不，几年来我也时时头脑发热，想作为一番，但已然晚了。精力不行了，眼睛也不行了，脑子也老化了，确确实实有些老化了。”范书鸿摘下眼镜，用手揉了揉眼睛，重新戴上。他的话中没有什么幽默，含着一丝挺实在的悲哀。

    饭桌上的气氛一下有些黯然。

    “研究历史是需要一点历史条件的，”邓秋白感慨地说，“范兄，有句话不知该说不该说。三十年前，我没有如约和你们一起回国，一直感到很歉疚。可是，这些年我又常常后悔，当时应该给你们打个电报，力劝你们也不要回国。我犹豫了一天，你们已经登船启程了。”

    “我回国，我不后悔。”范书鸿说，“我还是希望儿女们生活在中国。”他指了一下丹妮和丹林。

    邓秋白无言地沉默了一下。

    吴凤珠自从进了烤鸭店，一直有些神思恍惚，这时突然感到清醒了，思路也活动了：“我们可从来不后悔，而且感到很光荣。祖国有危难，我们和它一块儿度过，这是一个中国人最起码的。都只顾自己跑出去，国家怎么办？”

    这种目前最流行的正统语言在这种场合无疑太生硬了。范丹林实在不满意。他对邓秋白笑道：“邓伯伯，不过，我以为科学是没有国界的。”

    “怎么没有国界？”吴凤珠已经进入了她固执的思路了，“你搞的经济改革不是中国的？你爸爸是研究中国历史的，不回中国来，在哪儿研究？”

    “邓伯伯也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可他就没有回国。结果他比爸爸在史学方面的建树要大得多。”范丹林认真地反驳道。

    “从个人来讲当然是好，可从……”吴凤珠又要讲她的大道理。

    “从对祖国的贡献来讲，也是邓伯伯大。邓伯伯写了那么多书，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的历史和古文明。这难道不是对中国的巨大贡献？爸爸这几十年除了受批判，干了些什么？就是那本《东西方宗教史对比》嘛。”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吴凤珠生气地叨唠着，“你那全是个人主义观点。”

    “那我问你，是邓伯伯对中国贡献大，还是爸爸对中国贡献大？”

    “不能这样比。”

    “那怎么比？妈妈你说，一个人是白受苦贡献大呢，还是做出实际业绩贡献大？”

    “我觉得为祖国受苦是最难的。”

    “难有什么用？再说，受苦也不一定算多难的事。妈妈，你不是知道赵氏托孤的典故吗？赵氏托孤是托给了两个忠臣：杵臼和程婴。杵臼问程婴：‘立孤与死，二者孰难？’程婴答曰：‘死易耳，立孤难也。’你看，比起做成事情，死尚且都算容易的，你那个受苦算什么难的？”

    “你怎么说开赵氏托孤了。”

    “我觉得你的愚忠思想挺顽固的，不知怎么就想到这个典故了。”

    “岂有此理……”

    “好了，不用争了，”范书鸿摆手打断了妻子不得体的争论，“我觉得丹林的话对：当然是秋白兄的贡献大，他的著作摆在那儿呢。我有什么贡献？没有只言片语留下来。”

    “那你为什么还不后悔？”吴凤珠不甘示弱。

    邓秋白一直有些尴尬地看着吴凤珠与范丹林的争论，这时笑了笑，说道：“范兄，你们一大批回国的人，虽然几十年来吃了不少苦头，但我以为，对于中国今天民主进程的出现，无疑是起了作用的。”

    “作用微乎其微。”范书鸿摇了摇手，“秋白，我回来并不后悔。你没回来，我认为也没错。都是历史造成的。”

    “我当时没有回来，完全因为一个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