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角色，所以反而让人觉得可亲。他在农村插过队，现在中央的一个政策研究机构任职，借工作之便，“手伸四处”，联络八方，北京没有他伸不到的触角。大家都戏谑地称他为“联络官”、“盟主”、“信息中枢”，背后也有人称他为“思想二道贩子”、“说家”。他并没有多少自己的思想，但他善于把所有人的思想都收罗来，变为己有，而且转手又“贩”出去。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生来就是为着不停地说话的，是为着从早到晚和各种人聚会的。上瘾。北京思想活跃的年轻人没有人不知道他。谁也不太尊敬他，谁也不轻视他。很多时候，大家都需要他。

    譬如，今天这“景山讨论会”就是他牵头召集的。他绝非公认的思想领袖，但惟有他和各“思想集团”都有着直接联系。

    现在，各“思想集团”都簇拥着他们各自的领袖坐在四面。

    亭子东面的这六七个人，有男也有女，一股子学究气，这是现在很有名气的“百科全书派”；南面这一团，为首的是个神情严谨的中年人（这是讨论会中唯一的中年人），叫许哲生，垂着皱纹深刻的额头，似乎总在苦思苦想，这群人被称为“改革先锋派”，许哲生及其同伴们是中国农业改革的先行者；西面这一群，以范丹林为首的，是一群年轻的经济学家，人们称他们为“经济智囊团”；北面，就是商易和李向南为核心的这群人了，差不多都当着“官”，或经理，或厂长，或县委书记，或政策研究人员，他们被称为“改革稳健派”。当然，人们是自然而然坐成这样的，也并不很分明。还有许多较小的“思想集团”和个人，或散落于大群中，或三两一伙地簇集在亭子四角，处于四大集团间的“接合部”、“边缘地带”。

    人们纷纷点着了烟。商易也掏出烟点着，猛吸了一口：“怎么着，又是三十秒冷场，这惯例就破不了？”他嘻嘻哈哈地说道，“关于大趋势，咱们讨论过，关于怎么办，诸位更是天天在研究，今天把大伙儿约到一块儿，是要正面接触一下。你们不讲，我可要开始了，我一张嘴，可就跑马收不住缰了。”

    众人笑了，他也笑了。他太明白这种冷场是因为什么了，人人都在认真地考虑发表一个像样的演讲，神经便都板住了。他才不会这样煞有介事呢。他是走到哪儿就说到哪儿。人们相互之间不很熟，恰恰给了他一个特殊地位：中心的地位，联络各方的地位，因而也是一个组织者、领导者的地位。他心中掠过一个思想：领导者，有时不过是因为处在一个中心的联络者的位置上而已。

    他很满意自己此刻所处的位置。为了这种位置，他可以热心地做很多事，白天黑夜地张罗，累死都不要紧。但为了抵御别人侵占这种位置，他也时常有些狭隘的考虑。

    她，张抗美，很认真地开口了。“我提个议……”她说。她长得不好看，满脸雀斑，又矮又小，像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实际上她已经快三十岁了，而且在北京颇有知名度。她的几篇关于爱情婚姻的洋洋万言曾引起广泛反响。人们很难把她的相貌与她那笔锋犀利的论文统一起来。她与丈夫都是研究物理学的，丈夫已去美国留学，她也将出国。她明明知道那些初次见到她的人会因为她的相貌感到失望，她经常遇到这种令人难堪的失望，噢，你就是张抗美？她知道，此刻有人正在交头接耳地议论：“她就是张抗美？”她不在乎。她就是她。她是勇敢的，无所顾忌的，就像她的文章一样。要生活得幸福，首先要生活得勇敢。她坦然地笑了笑，接着说道：“咱们的讨论会最好采取走马灯和辩论相结合的方法。”

    “什么？”人们都不懂了。

    “走马灯，就是转着圈，每个人都简单扼要地发个两三分钟的言，这个言应该是你的思想宣言。但每人发布自己的思想纲领时，又不要互不相干，要和前面发言者的不同观点展开辩论。这就是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