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叶辉照常提前来到办公室，先练了一会儿哑铃，放下哑铃随手拿起拉力器，一口气拉了六十个。整套规定动作完成后，他看了看表，离上班时间还有十分钟。他从保险柜里拿出手枪，仔细地擦了起来，把弹夹里的子弹卸下，一颗颗地擦了一遍，完后又一颗颗地压进弹夹，直到重新把弹夹装到枪上，这才举起枪瞄向墙上的一个黑迹，随后便把这支泛着蓝色光泽的手枪放入保险柜。

    8点刚过，叶辉拿起电话，“方书记，您好，我是叶辉。您有空吗？我有件事要向您汇报。”叶辉握话筒的手汗漉漉的。

    “事情很急吗？如果不急，咱们再约时间。我正在忙，一时还倒不出时间，你看呢？”方明用商量的口吻说。

    “方书记，这件事很要紧，我只能直接向您汇报，不会耽误您太多的时间。”

    “既然很急，那你就过来吧。”

    叶辉来到方明办公室时，见方明正在走来走去，看样子精神很集中，正在思考着什么。方明见叶辉进来，指着沙发让他坐下，接着拿起水杯要去给叶辉倒水。叶辉忙拦住：“方书记，我不渴。您很忙，我抓紧时间谈。”

    “既来之则安之，你谈吧，不要受时间限制。”

    听到方明的话，叶辉的心情舒服多了。谈话迅速地进入了主题，叶辉在不住地讲，方明在认真地听。伴随着问题的深入，室内的气氛变得凝重起来，方明的表情也严肃了许多。

    “从靳小朋与我见面前和见面时的情况看，我怀疑有人知道靳小朋掌握了周江涛死亡的证据，也清楚靳小朋手中有周江涛写给中央的信件。我有这么一种感觉，自周江涛死后，靳小朋就一直陷于恐惧中，也就是说靳小朋已经被什么人监控了。所以，我们俩的见面也被人跟踪了。同靳小朋见面那天我本想把情况了解清楚，可是只谈了个开头就接到了姚书记的电话，通知我马上回市委，研究去省里参加政法工作会议的事情。这样我只好和靳小朋另约时间，可万没料到就在我去省里开会的当天，案犯对靳小朋下了毒手。不但杀害了知情人，还抢去了周江涛写给中央的信。”

    “上次会议为什么不把你的这些想法说出来呢？”方明试探地问道。

    “方书记，我认为这件事关系重大，周江涛的案子是经过司法机关审理过的，在司法程序上也无可挑剔。要想重新复议，没有确凿的证据，没有权威部门的支持，不能随便提起。况且如果轻易公开了这件事，不仅不利于解决问题，还会使事态变得复杂化。”

    “这件事你同姚副书记谈了吗？”

    “没谈。”

    “为什么？他是主管政法工作的，又是‘12·19’案件领导小组的组长，怎么不同他商量商量？”

    “方书记，在这件事情上我还没有得到确凿的证据，就不能因此而怀疑谁。但我必须得找一位能让我信得过的人，在我决定要找您之前也反复掂量多次，这才下了决心。”

    叶辉的这席话引起了方明的兴趣，他笑了笑说：“看来我在你的眼里还算得上可靠喽！这样看你对我也经过了严格的审查。”

    “因为事关重大，不得不这样。”

    方明站起身向窗前走去，朝对面公安局的办公楼看了一眼，又回到沙发上。“你认为靳小朋提供的情况真实程度会有多大？”没等叶辉回答，方明又问，“再者，靳小朋对你讲到他手里有周江涛写给中纪委的信，信呢？你认为这封信已经落入案犯的手中。那好，即便你的判断正确，可没有了那封信也就没了证据。你想想看，市委怎么可能会平白无故下决心呢？靳小朋所提供的情况是否可信，目前我们也只能持怀疑态度。叶辉同志，你看，我这话是不是说透了？”

    叶辉抱着一腔希望来找方明，不曾想却换来了一瓢凉水。但是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