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认为王天容是个怪人，当初把丈夫和孩子丢在北京，自己跑到临港市来就够怪的了，现在自己主动从政府大楼里搬出来就更怪了。然而这还不是最怪的，最怪的是她给自己的能源集团选择的办公地点，居然是全临港市拉电频率最高的地方。

    搬出市政府大楼之前，王天容专门让手下的人搞了一个调查，调查全市的电力供应紧张程度分布情况，并且绘制成图，像是作战用的标图，一眼就能明显地看出什么地方用电最紧张，也就是拉电频率最高，什么地方则相对好一点。作为临港市能源办公室，搞这样的调查并且绘制这样的分布图是再正常不过的了，问题是，这个图一绘制完，她马上就在用电最紧张的区域找办公场所。秘书蒲小元犹豫了半天，还是提醒了王天容：这里会经常停电的。

    “我就是要选经常停电的地方。”王天容说。

    “为什么？”蒲小元问。

    “你说为什么？”王天容反问。

    蒲小元摇摇头，表示不知道。

    “不知道了吧？”王天容说。说得有点得意。

    “不知道。”蒲小元回答。回答得有点尴尬。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王天容说。

    办公地点搞好后，尽管经费紧张，但是王天容还是坚持“高标准”——安装了空调。本来大家看到这样的“高标准”还蛮高兴，因为当时就是临港市政府办公楼，也不是每个房间都安空调的。于是，大家就觉得王天容其实也是个蛮懂得生活的人。但是，很快人们就发现这是一个“空标准”，空调成了真正的“空”调，没有电，怎么“调”？于是，王天容的怪得到了进一步的注释。

    王天容的“怪”也传到樊大章的耳朵里，但是樊大章没有觉得王天容怪，并且他马上就理解王天容的意图了。果然，能源集团这些看着“空”调擦干汗的人马上就制定了一个应急方案。方案建议打破常规，实行电力价格浮动制，鼓励社会力量集资兴建小型燃油发电厂，鼓励国外企业投资办电厂，并且给电厂享受“免二减三”的所得税优惠政策，电厂投产后，前两年免所得税，后三年所得税减半。这种方案在当时是具有突破性的，或者说是大胆而冒有风险的。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他们不是搬出了市政府大楼，不是来到这个天天看着空调干瞪眼的地方来办公，那么，这个方案不可能出台，至少不会那么快出台。这就是樊大章对王天容“怪”的理解。

    当时临港市政府机关的干部基本上都是从内地来的，或者是从省城来的，但不管是从哪里来的，反正都是从计划经济的体系中来的。如果按照他们以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固定思维，那么，第一，电价是国家统一制定的，不可能什么地方想提价就提价。第二，电力是国家战略资源，不是什么人想搞就搞的，尤其不是外商想搞就能搞的。但是，现在从政府大楼里面搬出来了，特别是搬到这种天天守着空调擦汗的地方来之后，人的思想好像马上就适应环境了。既然邓小平说发展才是硬道理，那么到了他们这里，“发电就是硬道理”，解决供电让空调机能够运转起来，比什么都重要。于是，一个关于自主调节电价，鼓励社会资金和外商投资建设小型燃油发电厂的计划马上就被报到姚秉诚的办公桌上。当然，同样的报告也送到了樊大章的手上，但是明确注明是“抄送”，主呈市委、市政府，抄送市投资管理公司和市经济发展局。并且王天容还当面对樊大章说：“这是实事求是，这个报告要是先报给你，你也批不了，不但批不了，还有可能起坏作用。”

    “那不会吧。”樊大章说。

    樊大章是笑着说的，不知道是涵养好还是真的不介意王天容越级上报。

    “怎么不会？”王天容说，“如果我先报到你这里，将来就完全有可能形成踢皮球的局面。你可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