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通本专业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冲劲，像程思涌那样有冲劲，甚至包括好大喜功和张扬的性格。在非正常状况下，冲劲和性格似乎比科学和理性更重要。比如当初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如果按照科学和理性去认真计算，怎么算都会是全军覆没，但是刘、邓有冲劲，及时提出了“狭路相逢勇者胜”，最后还真的冲进了大别山。

    樊大章这样想了，就说明他对王天容的能力产生了怀疑，或者说他对于女人是不是适应这种需要冲击力的工作产生了怀疑。但是，王天容的表现很快让樊大章消除了这种疑虑。

    关键时刻，王天容社科院的背景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就在樊大章对王天容的能力产生怀疑的时候，王天容已经向社科院这个关系网发出了一个咨询信号：在没有钱的情况下，怎么能建设一个大型的发电厂？

    这个咨询听起来简直是逻辑混乱，没有钱怎么能建设发电厂？

    同样，王天容在询问的时候，自己也没有把握。她当时是抱着“有鱼没鱼撒一网”的心态，广泛撒网，不仅向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本部撒网，而且还向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这样的单位撒网，甚至把网直接撒到国务院战略发展研究中心，因为这些单位都有“社科派”。反正是熟人，反正也不用花咨询费，碰碰运气也好。

    那时候还没有电子邮件，至少还没有普及电子邮件。为了抢速度，王天容是用电话加传真发布这个询问的。本来是不抱多大希望的，但是很快，人大经济系那边就传来了一个消息：一九八四年土耳其总理厄扎尔曾经提出过一个没有钱建设电厂的设想，就是由发达国家出钱在第三世界国家建设电厂，发出来的电就地卖给第三世界国家，一定期限之后，比如说卖电力的钱足以偿还本金和利息并且取得一定的利润之后，再将电厂无偿地移交给第三世界国家。这种“建设——运营——移交”的方式简称为“BOT”。但这仅仅是一个设想，当初土耳其总理虽然提出来了，可是最后并没有运作成功。

    就是这样一个没有获得成功的例子，也让王天容兴奋得要死。她马上又撒了一片网，咨询什么叫“BOT”，并问“BOT”的方式可以不可以用在临港经济特区的电厂建设中。得到的回答归纳起来有两条：第一，首先“BOT”从理论上是可行的，因为法国石油公司在中东国家合作开采石油的过程中采用过类似的方式；第二，目前这种合作方式在中国肯定是没有，但是临港市作为特区，如果要尝试，或许可以。

    王天容马上向上面汇报。

    这次没有越过樊大章，而是拉了樊大章一起去找姚秉诚。姚秉诚的答复是：先跟外商谈，谈具体一点，不能只是一个概念。如果是一个概念，我没办法说行还是不行，我不能“批准”一个概念；但是，如果是一个具体的合作项目，并且这个具体项目有利于临港市的经济发展，特别是能解决临港市的用电问题，我就可以特批。

    樊大章比王天容更懂得姚秉诚话的意思。听到姚秉诚这样说，马上就告辞，说不耽误领导时间了，我们回去落实。

    出来之后，王天容还有点没有转过弯，总觉得好像还有什么话没有跟姚书记说透。

    “还要怎么说透？”樊大章说，“这就是同意了，赶快回去跟外商谈吧。”

    在后来跟外商的谈判中，樊大章亲自出马，帮着王天容出谋划策，俨然把自己当成了顾问。有几次，对方甚至认为他是王天容的副手。不过他也不吃亏，王天容非常善解人意，凡是樊大章亲自到场的时候，必让蒲小元协助，搞得樊大章每次都精神饱满。

    最后，终于与香港著名投资商胡应湘达成协议，由香港合和电力公司投资完成设计、咨询和施工，享受十年的特许经营权，用电费回收投资，偿还债务，赚取利润，十年期满后，产权和经营权无偿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