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质量上差强人意。总之，是把三柳采石场撂旱地儿了。然而，“王如歌与柴大树的关系真真非同一般”的说法却越传越凶。

    人言可畏，这话是没错的，最后，连调到市里工作的马鸣都起了疑心。特别是有一次市里开会，在开人代会的大礼堂，马鸣也去了，他坐在后排，远远地就看见王如歌向主席台走去，仔细一看，是柴大树站在前面了。只见王如歌在众目睽睽之下紧紧握住柴大树的手半天舍不得松开。他心里立即打翻了醋罐子，但他没敢吱声。因为老婆是县局级，自己只是小处长。按平川的习惯，县局级才算得上官员，而小处长根本挂不上。

    于是，他把酸楚的记恨变成了行动，当他每个大礼拜回三柳的时候，总是悄然地提前回家，仔细检查家里有什么可疑之处——柴大树留下的痕迹。他就是一门心思希望找出蛛丝马迹来。其实，他是多么害怕找出蛛丝马迹啊！但当他什么都找不到的时候，就暗暗感叹：“捂得够紧啊！”

    渐渐地，马鸣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总是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对王如歌大喊大叫，如果王如歌同他理论，他便说：“显然是你心有他人，不把我放在眼里了。不错，我就是一个在市里排不上位的小局的办公室主任，哪里比得了你这个连市领导都围着屁股转的大县长？”终于，王如歌忍无可忍，和马鸣大吵起来。

    王如歌豁出去了，幸亏孩子一直跟着爷爷奶奶，否则还不把孩子吓着？虽然马鸣和王如歌过了这么多年的日子，但并没发现王如歌在悄然之中发生的变化，那就是随着职位的上升，已经有点说一不二了。当然，要说这是当一把手的职业病也不为过。当晚，王如歌就起草了一份离婚协议，“啪”的一声拍在桌子上。起初马鸣还嘴硬，感觉王如歌明明干了没理的事，还这么理直气壮，离就离，有什么了不起，找出签字笔就签。但当他看着王如歌那秀丽的笔迹和顺畅的行文的时候，他哭了。他一下子想起了他们自打认识以来的一桩桩一件件。

    马鸣突然变了主意，明确表态，坚决不同意离婚！而王如歌却坚定地打了一个行李卷，要去县政府办公室睡觉去。她的办公室是里外间，里间有单人床，是平时王如歌中午歇息所用。马鸣去过那里。此时马鸣一把抓住了王如歌的胳膊，一使劲就把行李卷夺了过来，扔到沙发上，说：“怎么，想走？没那么容易！”王如歌以为马鸣要动粗，谁知，马鸣却“扑通”一下子跪在她的面前。王如歌无声地抚摸着马鸣的脑袋，两行热泪流了下来。她的心里，同样是无奈的酸楚。

    但她迅即抹掉了眼泪，一字一顿地告诉马鸣：“我会一如既往，不会因为舆论而有任何改变，你能承受，咱们就在一起过，几时你承受不了了，那就随时请便，咱家的大门对你是敞开的，来，可以随时来，走，当然也可以随时走！”那天夜里，王如歌没带行李，就一个单身，挣脱了马鸣的拦阻，到县政府睡去了。

    不知王如歌那一宿是怎么对付过来的，反正转天一早，她就把办公室主任找来，陪她一起上街买来了一套新被褥和一堆洗漱用品，说是最近工作太忙，可能偶尔会睡在办公室里。而王如歌离家以后，便一直没再回来。吃饭就在县政府的食堂里。偶尔回家，也只是拿些换洗的衣服。

    这么一晃就是半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王如歌闹离婚的消息不算快也不算慢地传到平川市组织部干部的耳朵里。他们感觉这个级别的干部家务事不好干预，但不干预又影响不好，就向市委书记刘百川作了汇报。刘百川便问起马鸣何许人也，在什么单位工作，担任什么职务。组织部干部说，是个处级干部，在畜牧局工作。刘百川又问，表现怎么样？组织部干部说，还不错，是个副局级的后备。刘百川还问，畜牧局有没有该退的副局长？组织部干部说，还真有一个，不过，在他们的后备里，马鸣不是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