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再次来到杨家，带来的却是噩耗。走到杨家小院门口的时候，他后悔了，也许他不该来。他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可是他的表情已经把不幸的消息带给了杨家。杨建清母亲的反应就像电影电视里经常看到的那样，当场就昏死了过去。幸亏杨光提前想到了，他的身后，还跟着附近一家诊所的医生和护士。大家七手八脚把老太太抬上床，打上了吊针……杨钟的反应出人预料，他双手颤抖着，试图点上一支烟，但一直没点着，一个人进屋去了。柳明则神情怪怪地看着杨光，好像他是一个专门传递坏消息的灾星，这是极度的痛苦导致的心理瞬间变异。杨光说：“柳明，我一定查清真相……”

    柳明激动地抓住了杨光的手：“为了我们的孩子……求你了！”

    “孩子？”

    柳明点点头：“我怀怀孕了。”

    下午回到局里，杨光看见杨建清的出租车已被开到了支队大院。在车旁站了一会儿，他看到了车窗前挂着的那个红色的中国结。他伸手想摸一摸，却发现隔着玻璃无法触摸到它。悲剧总得有人面对，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他点了一支烟，忽然想到去看看杨建清的遗物。他来到了技术室，负责保管遗物的民警小赵让曲歌给他端出了一个托盘，里面有杨建清的一串房门钥匙、一只挂着饰物的出租车钥匙、一个钱包、一个传呼机、一个通讯录。小赵说，这些都是从死者随身携带的物品。杨光若有所思地拿起钥匙看了看，又打开了钱包，里面有１００元面值的现金３张和５０元、１０元不等的零钱，一张身份证等。他掏出身份证看的时候，一张照片飘落了出来，是柳明的两寸小照。那时的柳明比现在还年轻。他翻了一下通讯录，通讯录的夹层里有十几张名片，其中竟有一张是《清州广播电视报》记者张明哲的。他给小赵打了一个收条，把遗物带走了。

    杨光直接来到了陆队的办公室，说：“我把杨建清的遗物拿过来了。”

    陆海洋注视着他的情绪，说：“下午勘查组汇报，没提到遗物，应该没什么有价值的线索。现在他们正在分头询问，看会不会有所突破。如果没有，明天就根据他们的供述从外围开始全面调查。”

    “有一个情况，也许是一个巧合。杨建清的通讯录夹层里有一张张明哲的名片――就是那个报案人。”

    “张明哲？你是说他与受害人认识？”陆海洋问。

    “应该是这样，但他为什么不承认呢？”

    “他刚走，来采访这个案子。不过他没有提到这件事啊。你有什么想法？”

    杨光看着张明哲的名片说：“不能确定，但我总觉得事情有别的什么原因，所以想找找看。”

    “既然要找，就开阔思路，不放过任何线索。通知家属了吗？”

    杨光点了点头。

    “你的情况好像不太好？”

    “是有点不太好，心情挺复杂的。”

    陆海洋看着他：“那就调整情绪，投入工作吧。”

    告辞出来，杨光按照名片上的电话号码，很容易打通了张明哲的手机，说想了解一些情况。张明哲正在家里写稿子，总编已经同意赶明天出版的《清州广播电视报》社会版发出。因为是周报，一耽误就是一个星期，他必须抓紧时间。作为本报记者，他根本没有考虑赶不上自己的报纸就给别的新闻媒体，因此他有些犹豫，但又想到说不定自己还能通过这个警察再了解到一些什么情况，就同意他到家里来谈，并告诉了他家的地址。

    杨光一听是郊区杨店，便想到了他可能是那种招聘到报社的记者。对于杨光这种出生在城市，又大学毕业正式参加工作各种权利和福利都有保障的人来说，招聘只是一个朦胧的概念，一种多少点有悲壮色彩而又陌生的人生状态。联想到他在桑田塬看到他们夫妻提着提包双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