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1月13日上午，初雪。父亲家寒气袭人，却有丝丝亲切又温馨的氛围笼罩在我与父亲之间。就要休完产假的我和刚过完六十大寿的父亲也将结束一周来的恳谈会。

    要知道，之前，只有父亲给我讲故事的份儿，这次却是我和父亲心对心的交流。我们滔滔不绝地似乎恳谈了一切，像坦诚的挚友一样。那时候，父亲刚刚退居二线，也正被某小人欺辱，为了慰藉他的心灵，我带着快半岁的女儿来陪伴他。我们畅所欲言、毫无避讳地诉说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或所知道的一切趣事和糗事。最后，父亲终于笑了，开心了，那道标志性的黑浓长眉更弯更长了，说丫头，几个儿女中就你像我，将来把你说的这些警察事儿写成书吧，为了永久的记忆。我边给女儿把尿边随意应答道：“行啊，将来我就写一本书送给您，哈。”

    那时候，我正在市公安局宣传科《郑州公安报》做记者，写点什么正是拿手好戏。但我怎么也没料到，四十一天后，父亲突然走了，走得那么匆忙，那么不甘，那么屈辱，就好像《盲点》这本书中的刑警大队原大队长平炜，就那么一闪电，就那么一瞬间，就那么一失误，就那么一差错，就这么一点点，就这么一个个，生命，刹那间漆黑一片，照亮了这一盲点。父亲平通海是1942年春参加的地下抗日组织，那年他才十三岁，因为特别机警和瘦小而被誉为通讯员红小鬼，专门负责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各地下组织之间的情报传递。1945年秋，父亲参军。后随刘邓大军南征北战，挺进了大别山。1948年年初他所在旅直属队遭遇国民党精锐部队围剿被俘，是他假借首长名义悄悄聚集了一群战士突然起义并成功，逃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独剩仨人追赶上了大部队，最后站到了南京国民党总统府硝烟弥漫的红旗下。这段人生磨砺成了后来“文革”时期他被揪斗的由头。之后父亲又转战到了重庆，和我的母亲结婚并生下了我。“文革”期间他被诬蔑为“叛徒”而受尽了折磨，但他刚正不阿，凭着一份对党的忠诚和人格毅力挺过了那段黑暗岁月。我对父亲第一次有记忆的印象，居然就是在重庆炮院礼堂里，亲爱的父亲被戴上了一顶白底黑字“叛徒”的高纸帽，在舞台上接受疯狂红卫兵的拷问。后来，父亲作为军代表进驻了太行山脉一工程总部、分部，感受了王屋山之精神，浸润了黄河之浑水。1978年父亲再次带头转业进了一家医院任职，先后主持了对“文革”时期的错误进行平反昭雪工作和第一次职称评定工作。他的善良正义和坚持原则遭到了一小撮异类分子的打击报复，致使他最终含冤而逝。唯一值得欣慰的是，在追悼会上市委领导的盖棺论定，给予了父亲很高的评价和赞誉。我们心目中敬爱的父亲，永远都是我们儿女战胜一切苦难的强大精神支柱！虽然他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二年了，但他永远生活在我们的世界里。

    我一直铭记着将他遗体推向太平间的时刻，父亲的双眼睁得大且圆，疑似直视着天空，又疑似鄙视着冥冥中某小人，更疑似凝视着我，叫人惊颤不已。我母亲伸出右手抚摩一下那双不肯合闭的双眼，一下，又一下，直到颤抖的手将父亲长长的不知何时长出白色眉毛的黑眉覆盖在了他的眼睛上，他才依依不舍地终于闭上了眼睛。我不禁号啕大哭。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如此哭泣，痛彻心扉啊！然后我戛然而止哭泣的声音。那一刻，我对着父亲遗体发下誓言：爸爸，您安息吧！我一定要送您一本我写的书，名字就叫做《盲点》。

    于是，我写了小小说《盲点》作为练习小说语言的第一笔，很快发表在《百花园》杂志上。

    于是，我又写了中篇小说《刑警情结》作为练习小说情节的第一笔，收录在我的作品集《北方的探戈》里。

    为了更深刻地体味警察生活，我毅然决然离开市局宣传科长的职位，到派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