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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三十一日》——犯罪小说的“文艺复兴
    两位文艺复兴人

    文艺复兴式的博雅作家朱利安·西蒙斯(Julian Symons,1912-1994)在英国文坛的地位十分类似在美国的安东尼·鲍查(Anthony Boucher,1911-1968),他们都是让“推理小说变得受人尊敬”的关键人物。

    鲍查自一九五一年起在《纽约时报》写一个推理小说书评专栏,写了十七年共八百五十二篇,几乎关照了所有同时代推理小说的创作者,影响广阔深远。而西蒙斯比鲍查稍晚,长期在伦敦的《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艺文版上撰写推理小说书评专栏,他的慧眼独具发掘了无数新人,他的洞见幽微也让许多本来不受注意的推理杰作得见天日,他的渊博敏感、宽宏视野与细腻论述又让读者在心领神会之余,惊觉原来推理小说曾经做到了那么多事。

    朱利安·西蒙斯晚年曾经回顾起撰写推理书评的往事,他自己觉得有点像是无心插柳的意外,过程又充满文坛恩怨的八卦。他去世那年出版的推理杂文集《犯罪行径》(Criminal Practlces,1994)里,在导论中他就回忆起撰写推理小说书评的缘起与经过,以我在台湾编辑圈近三十年的老骥经历,读起来感觉是无比的亲切与兴味盎然,且让我在这儿简述一番……

    话说一九五八年初,朱利安·西蒙斯接到来自《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文学主编李纳德·罗素(Leonard Russell)的一通电话,问他是否愿意成为该报的推理小说评论特约作者,每个月交两篇稿子,一年的酬劳是六百英镑。六百英镑在当时是个诱人的大数字,而当时西蒙斯本来的书评工作也让他感到厌烦,很想试试新鲜的领域,他没怎么多想就一口答应了,没想到这一写竟写了三十五年,而他也成为英国最受欢迎的推理小说书评家。

    在西蒙斯口中,促成这段姻缘的文学主编李纳德·罗素倒是一个颇有意思的人物,他精力旺盛、慷慨大方、新点子源源不绝、对新构想极富热情却也极容易衰退;他是伦敦文艺圈的一个社交核心,家中邀宴与访客不断,文豪与名流穿梭不息,诚然是往来无白丁的景况。但李纳德·罗素也是极有主见兼好大喜功的媒体人,常常胸有定见,喜欢把想法强加于他人的见解之上(众多作家的回忆录或自传里:永远不缺这样强势操纵型的编辑人物,有时候不免让我们怀疑有许多作家的诞生,背后另有看不见的黑手)。

    有一次,李纳德又为一个新鲜的点子所吸引,他兴致勃勃要朱利安挑选出心目中史上“最佳100推理小说”,准备在报上大事宣传,创造一个大话题,朱利安·西蒙斯遵命照办,百般思索,终于交出了一张书单与他的解读;李纳德突然又觉得只用一个人来挑选恐怕代表性不够,又兴冲冲邀了阿嘉莎·克莉丝蒂(Agatie,1890-1976)、席瑞尔·海尔(Cyril out,1886-1975)等诸多名家共同来“改进名单”,做了若干修正;后来又灵机一动,认为应该只选九十九本,留下一本给读者票选,让大众有更高的参与感。本来好脾气的西蒙斯忍不住抱怨说,那些名家挑选的作品固然很好,但绝不是他心目中的“最佳百选”,而读者票选出来的作品,更是他绝不会考虑的作品。

    即使如此,这份书单对李纳德·罗素来说还是太“冷门”了,他发现书单中的选择竟有三分之一是绝版书,很多作品也是对通俗大众毫不知名的僻作;他又要求西蒙斯删去绝版书,改选书市上买得到的书。西蒙斯在文中所回忆的,就是这样一种既受知遇又受干预的编辑与作者的爱恨交织关系(一直要等到李纳德·罗素过世之后,西蒙斯才有机会真正出版他“原版的”心目中百大推理小说)。

    台湾的年轻读者或远离文坛的朋友,可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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