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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我们所有的人都坚信,在绝大部分有意识的生活层面中,事情都是可以自我掌控的;这里所指的,并非希特勒或拿破仑那样把世界搞得天翻地覆的事情,而是指可预料到某些作为的结果。形成这样的因果关系的真正本质,就隐藏于我们的内在之中,而且对大部分人而言,这种相互关系是索然无趣的;但它对心理健全的维系,却是必要而不可或缺的。按了开关,电灯一定会亮;说出正式的社交开场白,接腔的话必是拘谨有礼的;一封信贴上邮票寄出,势必会按地址送达。事实上,邮政服务、会谈的应对进退,以及电力的供给,这之间并无共通而适用的必然性;然而,我们几乎没有人会付出关心去追溯这类事情的源头,只想墨守成规,获得传统的结果。在自由意志的假象下(这里会用假象两个字,是因为我们行动的成果,实际上是奠基于创造天分、谦恭殷勤,或是其他如劳心劳力之类的因素)我们的文明才有其微薄基础;打破某人心目中的假象,可能会使他连最单纯的问题都无法处理,以至于他害怕按下临街的门铃,或是拉开洗手间的锁链,因为他变得相信生命本质是不合逻辑、而且毫无理性可言。

    像这样的信念迷失,即是安德森所受之苦。他的智力让他在企业经理人的岗位上表现杰出,对人和情势的判断几乎完全正确。在处理瑞浦的事情上,他一败涂地至无可挽回的地步,领悟了以上这一点后,对他的打击颇大。他从没想到瑞浦的举动会是如此坚决严峻;而他自己的一切作为,都是建立在一连串的错误假设上。事实上,即使他对情势的分析正确无误,也挽回不了这名客户,不过安德森对自己的状况所受到的心理冲击,与此论点是毫不相干的。这么一个明显的错误,算是无法见怪的情况失控;至此整个情况全弄拧的安德森,离开铺着深紫红色地毯的房间时,变成了另一个人。这个转变影响了他的思绪,并且自然而然地扩及他的行为。在欧洲文明国家中,有两种重要的社会阶级,其一是做事的人,其二是把事做完的人。安德森走进铺着深紫红色地毯的房间之际,是身为第一种阶级的一份子(从他自己的观点来看,至少是如此);他走出房间时,就变成第二种阶级的人。至目前为止,他的能量一分为二:企图保住他广告经理的职位,以及想找出他妻子的情人是谁。这两个目标,眼前看来他放弃了第一个。在意识不很清醒的情形下,他察觉到自己对外在世界的理解能力正逐渐衰退中;以前他总是相信,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其中必存在着理性准则,因此从理性的观点来看,当他无法了解周遭所发生的事情时,显然这就形成了一个短处。于是这么说吧,他鼓起了余勇,向私人生活中的谜团发动攻势,把最重要的火力放在敌人的身分背景上。而事业就像置于侧腹似的,完全不设防。

    安德森在行为上所改变的征状是回办公室后先打电话给依莲·佛莱契利,而非去见威威。她外出去看服装秀。他拨电话到约瑟夫街找佛莱契利,结果没人在家。他去找威威,但他人还在开董事会议。告诉他此事的珍·莱特莉,也回复了他所要求的调查信件掉包的结果。看来是一个热心过头的收发处的小伙子,从珍·莱特莉的桌上拿走了信。当时在收发处那儿,正在收拾广告图稿的时候,他失手让信掉到地上,捡起来之后,把信放错了信封。事情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对安德森而言,此事已经没那么重要了,他连那个小伙子的名字都没问。珍说到她希望童装世界没有太生气时,他笑了笑,但是没有搭腔。

    对某些人来说,知道最坏的情况会发生,反而会让人松了一口气;至少有一刻,他会因为相信自己可能决断正确而感到沾沾自喜。这会儿,虚假的宁静庇护着安德森。他感觉自己像是判处死刑后上诉失败、而内政部长也拒绝干涉的囚犯一样。明白了无可避免的命运——不就也知道了何谓宁静?温顺而受苦的安德森,正认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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