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有的人都坚信，在绝大部分有意识的生活层面中，事情都是可以自我掌控的；这里所指的，并非希特勒或拿破仑那样把世界搞得天翻地覆的事情，而是指可预料到某些作为的结果。形成这样的因果关系的真正本质，就隐藏于我们的内在之中，而且对大部分人而言，这种相互关系是索然无趣的；但它对心理健全的维系，却是必要而不可或缺的。按了开关，电灯一定会亮；说出正式的社交开场白，接腔的话必是拘谨有礼的；一封信贴上邮票寄出，势必会按地址送达。事实上，邮政服务、会谈的应对进退，以及电力的供给，这之间并无共通而适用的必然性；然而，我们几乎没有人会付出关心去追溯这类事情的源头，只想墨守成规，获得传统的结果。在自由意志的假象下（这里会用假象两个字，是因为我们行动的成果，实际上是奠基于创造天分、谦恭殷勤，或是其他如劳心劳力之类的因素）我们的文明才有其微薄基础；打破某人心目中的假象，可能会使他连最单纯的问题都无法处理，以至于他害怕按下临街的门铃，或是拉开洗手间的锁链，因为他变得相信生命本质是不合逻辑、而且毫无理性可言。

    像这样的信念迷失，即是安德森所受之苦。他的智力让他在企业经理人的岗位上表现杰出，对人和情势的判断几乎完全正确。在处理瑞浦的事情上，他一败涂地至无可挽回的地步，领悟了以上这一点后，对他的打击颇大。他从没想到瑞浦的举动会是如此坚决严峻；而他自己的一切作为，都是建立在一连串的错误假设上。事实上，即使他对情势的分析正确无误，也挽回不了这名客户，不过安德森对自己的状况所受到的心理冲击，与此论点是毫不相干的。这么一个明显的错误，算是无法见怪的情况失控；至此整个情况全弄拧的安德森，离开铺着深紫红色地毯的房间时，变成了另一个人。这个转变影响了他的思绪，并且自然而然地扩及他的行为。在欧洲文明国家中，有两种重要的社会阶级，其一是做事的人，其二是把事做完的人。安德森走进铺着深紫红色地毯的房间之际，是身为第一种阶级的一份子（从他自己的观点来看，至少是如此）；他走出房间时，就变成第二种阶级的人。至目前为止，他的能量一分为二：企图保住他广告经理的职位，以及想找出他妻子的情人是谁。这两个目标，眼前看来他放弃了第一个。在意识不很清醒的情形下，他察觉到自己对外在世界的理解能力正逐渐衰退中；以前他总是相信，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其中必存在着理性准则，因此从理性的观点来看，当他无法了解周遭所发生的事情时，显然这就形成了一个短处。于是这么说吧，他鼓起了余勇，向私人生活中的谜团发动攻势，把最重要的火力放在敌人的身分背景上。而事业就像置于侧腹似的，完全不设防。

    安德森在行为上所改变的征状是回办公室后先打电话给依莲·佛莱契利，而非去见威威。她外出去看服装秀。他拨电话到约瑟夫街找佛莱契利，结果没人在家。他去找威威，但他人还在开董事会议。告诉他此事的珍·莱特莉，也回复了他所要求的调查信件掉包的结果。看来是一个热心过头的收发处的小伙子，从珍·莱特莉的桌上拿走了信。当时在收发处那儿，正在收拾广告图稿的时候，他失手让信掉到地上，捡起来之后，把信放错了信封。事情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对安德森而言，此事已经没那么重要了，他连那个小伙子的名字都没问。珍说到她希望童装世界没有太生气时，他笑了笑，但是没有搭腔。

    对某些人来说，知道最坏的情况会发生，反而会让人松了一口气；至少有一刻，他会因为相信自己可能决断正确而感到沾沾自喜。这会儿，虚假的宁静庇护着安德森。他感觉自己像是判处死刑后上诉失败、而内政部长也拒绝干涉的囚犯一样。明白了无可避免的命运——不就也知道了何谓宁静？温顺而受苦的安德森，正认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