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的主人说我必须喜欢，那我当然就会喜欢。”

    “主人？”

    “达利安主人。”她露出恬静的笑容。

    “哦，他是你的主人？正式的主人？”

    “我们有契约。我属于他。我在网上登记为他的奴隶，所以现在我才会和你谈。”

    “他命令你和我谈？”

    “对。嗯，还有其他的。”

    “其他的？”

    她犹豫片刻，说：“他说他把我借给了你。”

    “什么？”我假装没听清。

    “礼物。因为他喜欢你写的东西。”

    “真的？唔。他没跟我说过。呃，你的礼物是什么意思？”她摊开手掌靠近我。我感到自己脸红了，中年人做这个表情可称不上酷。

    “奴隶。”她说，“请随便使用我。”

    “我，我还是算了。”

    “求求你。”她提高声音，“我要是不这么做，他会生气的。他要你使用我。他要你体验这种感受，这样你就可以写出来了。”

    “哦，好，谢谢。非常感谢。太贴心了，但、但是，”我开始结巴，像是有了新的办法表达焦虑，“我靠、靠想象就可以了，我是说等我回到家。我、我想说的是、是这些都是写作的一部分。不是必须要、要、要……”我吞口唾沫，“要做什么事情。”

    “但我想啊。”她跪倒在地，“先生，接受你的虐待，我会感到光荣。”她趴下去，胸口贴着地面，抬头看着我，姿势像是驯服的小狗，鼻子碰到我的鞋尖。

    “哈！”我咯咯笑着向后退，像是她在挠我的痒痒，我的鞋子踢到了她。她痛得惊叫。

    “天，对不起，真对不起。真的太对不起了。”

    “没关系。”她喃喃道，捂住鼻子，“我喜欢。”

    “好，好。”现在我不再结巴，但天知道为什么有了英国口音，“唔，倒不是说我没有受宠若惊，事实上我确实很荣幸，非常。”我把东西塞进包里，站起身。她展开手臂跟着我，恳求我，我唠唠叨叨说个不停。

    “只是时机不对。替我谢谢你的主人。也谢谢你。祝你过得好。”我用汗津津的手掌推开她凉丝丝的手，跑了出去，尴尬万分又心烦意乱——不得不承认，我有一部分小心思憎恨自己，居然没有抓住机会做些恶劣的事情。我算个什么蹩脚作家？

    我被夹在欲望和痛哭之间，跑下楼，冲上马路，直到穿过地铁闸门我才意识到我忘了拿录音机。好得很。这下我只能回去了。我很想就这么算了，而不是回去再面对她。我转身爬上通向街面的楼梯，这时候地铁来了——真是火上浇油。乘客也许会在经过时指着我嘲笑讽刺。

    我一边咒骂自己，一边急急忙忙回去，重新爬上两层楼，努力平复呼吸，驱散我过热的大脑里绽放的画面：跪在地上的姑娘，恳求的眼神。上次别人叫我“先生”是什么时候？

    门和我离开时一样开着。“桑德拉，”我喊道，“还是我。对不起，我忘记了录音机。”我气喘吁吁地走向她的卧室，用指节敲敲门框，“哈啰，哈啰！”随后走进房间。我站住了，仿佛不小心进错了房间，进错了公寓，进错了世界。

    我描写过多少次恐怖和血腥的场面？数以百计。必须承认，我时常因为懒惰或赶时间而使用“无法描述”和“超越言辞”这种字眼。然而，描述暴力的词语往往很简单，容易掌握，连孩童都认识。真正难以接受的是这些词语激发的念头：我们难道就是这些材料造成的？我们体内也都是这个样子？

    有一次夜里我睡不着，编造了一整套艺术理论，大体而言就是提醒健忘的意识记住最基础的事实：我们漂浮在水里，围绕太阳旋转，我们从女人的体内出生，身体里是血肉和骨骼。没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