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出大楼，看见特伦斯探员的车停在马路对面他通常停车的位置，车里还有一个男人。我有点想请他们送我一程，但不希望在他的搭档面前让他难堪，于是我没有搭理坐在车里读《邮报》的他。我搭了两列地铁和一班公共汽车去那儿，出地铁站时，我发现达妮打过我的手机，但我没听留言。

    我乱转了好一阵才找到那幢屋子。从克雷和我的童年到现在，这个地区重生过不止一次。当时这儿已经奄奄一息，已经破败不堪，充满年久失修的公寓楼，私家住宅的房主不是太老就是太穷，反正没钱修缮，死死抓着中产阶级的最低几档不肯放手，眼看这个城市滑向破产边缘。如今这里已经复兴，一切都那么明亮整洁；克雷的寄养母亲的那幢屋子——台阶弯曲，地基下沉，灌木丛需要修剪，窗帘拉得紧紧的——就仿佛一个脓包，乃是街区之耻。我停下脚步，看着屋外的门牌号，马路对面有个年轻的母亲怀疑地盯着我。她正在将婴儿放进沃尔沃后排的婴儿座，她的车道和房屋四周点缀着花床，鸢尾正在盛开。我这边的人行道地面皲裂，杂草丛生，车道上是一辆面临朽烂的旧别克。我对她笑笑，她突然转开视线，坐进车里。我听见电子门锁嘶嘶锁上。不怪她。这地方也让我毛骨悚然，我扭头去找特伦斯探员令人安心的身影。他不在。

    我推开大门，立刻听见一条狂怒的狗在吠叫。我等了好一会儿，确定狗没有从屋里冲出来，才穿过院子，经过过于茂盛的苹果树、斑秃的草坪和又一辆死去的轿车，这辆大众已经朽坏，车身停在泥地上。

    我打开扯破的纱门，爬上门廊，犬吠几近癫狂，整个邮编号码的地区都知道我在这儿，但我没有多想，还是揿响门铃。没人开门。我敲敲门，狗扑到门上，估计是想杀了我。我听见爪子挠门的声音，但没有其他响动。

    我放弃敲门，绕到屋后，看见岌岌可危的车库，我推一下恐怕就会塌，还看见多年前一个菜园的枯萎遗迹，围栏倒了一半。两棵树的枝杈并在一起，院子的后半部永远有树荫笼罩，陈年落叶堆了一层又一层。

    我向围栏外张望，看见一小片树林和住宅区后的荒地，高速公路从荒地一侧的上方经过。另一侧的树木之间透出绿色。我看看地图。那是克雷念书和学习拍照的中学。

    我侧身挤出半倒下的围栏，摸索着走进树林。彼此纠缠的树木过于浓密，阳光很难照进来，地面的植被很稀薄，但积着厚厚一层垃圾——数量可观的纸张、瓶罐、床垫、轮胎和无法辨识的或朽烂或熏黑的杂物。解冻和春雨造就了成片的烂泥塘，我不得不一路蹦跳。树林的尽头是一小片草地，树林与校园之间的斜坡上杂草茂盛，但校园界内的草坪就很整齐了。

    这一幕隐约有点不寻常，让我想到了什么，似乎是在书里读到过的地方，或者是我以前念书的学校，已经被我遗忘，今天凑巧又故地重游。我四处走动，听见高架桥上的车声，嗡嗡飒飒仿佛树上的昆虫。我忽然想到，肯定就是在这片野地上，好心肠的巴恩斯沃思老师发现少年达利安拿着相机乱转，于是鼓励他，手把手教他。他的手里会不会还有别的东西？考虑到克雷的背景，并非没有这个可能。他生活中的每一段关系都基于受害与加害。区别只在于谁是猎手谁是猎物。我转身重新走进树林，手机响了，我掏出来。屏幕上显示的是“未知号码”。我接听电话，信号很差劲。

    “哈啰？”

    “哈利·布洛赫？”

    “对。”

    “是我，贝特森探员。”

    “谁？”

    “是我，特伦斯！”

    “啊，抱歉，你好。”信号连一格都没有，居然还能接通，真是奇怪。

    “听着，”他说，“我有话要告诉你。我们被叫回去参加案情交流会，但有件事我觉得应该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