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站在办公桌前，正在整理几大堆文件，“请坐。胳膊如何？”

    “挺好。”我说，“谢谢。”我坐下。

    “很好。”他说，没有抬起头，随便朝办公桌打个手势，“这是你在医院说的证词的副本。读完签个字。”

    我开始读证词，汤斯翻阅文件，特伦斯站在旁边。

    “通纳还在外面，”特伦斯说，“朝布洛赫先生挥了一拳。”

    汤斯抬头看我。

    “小意思。”我说，“我见过风浪。”

    汤斯没有笑。他低头看着那些档案，一页一页翻动。“可怜的家伙，”他说，“他逼着律师想尽办法起诉。就目前而言，他这么做只能添乱，但实在没法怪他。要是弗洛斯基让克雷的案件重新开庭，他老婆的事只怕又要被挖出来了。”

    我在证词上签字，交给汤斯，汤斯交给特伦斯，特伦斯离开房间，随手轻轻关上了门。汤斯终于坐下了。他摘掉眼镜，向后一靠，按摩鼻梁。

    “你睡了吗？”他问我。我们必须调整头部的位置，才能在几摞文件之间看见彼此。

    我耸耸肩说：“一会儿吧。”

    “做噩梦？”

    “不记得了。”我撒谎道。

    “开着灯？”

    “电视。”

    “总是能看见，对吧？”他伸着脖子探身道。

    “对。”

    他朝我眨了几次眼睛，点点头，说：“唉，不会消失的。我也希望能消失。你会慢慢习惯的。”他打开抽屉，取出一个大号牛皮纸信封放在桌上。信封很旧，磨得起毛，有几圈咖啡污渍，接缝贴着胶带。

    “不知道你想不想看，但我希望你知道我知道你是什么感觉。”

    我打开信封，才看见相纸的白色边缘，我就知道了：这些是克雷拍摄寄给警方的原始照片。

    汤斯说：“十二年前，我看见了这些姑娘——我指的是在现实中，看见她们的尸体。然后是那个王八蛋寄的照片。我到现在还会看见，每天至少一秒钟，哦，现在大概每隔一天一秒钟了。要是我不去想它，甚至能几个星期看不见，然后见到什么东西——公告牌，街上的女人——就一下子全都回来了。有时候在地铁上或者经过花店，我还会闻到那股气味。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明白。“死亡。”我说。

    “死亡和腐肉。甜得恶心的刺鼻气味。这会儿就在我的鼻子里，我的脑袋里。我想这就是我保留这些照片的原因。放在办公室，免得被家里人看见。我把照片放在办公室的抽屉里，因为别人不可能理解每隔一段时间我就必须看一眼。我想你应该能理解吧。”他停止说话，看着我，眼神哀伤，甚至算是恳切。我意识到，他在求我。

    “我理解，”我说，“能理解。”我开始看照片。厚厚的一沓照片。最顶上那些很正常，是他在工作室拍摄的传统艺术照，案件调查期间被当局查扣。大部分是样张，相纸分隔成许多个小方块，美丽的姑娘摆出标准姿势，唯一的缺憾来自事后灵光，因为我知道她们不可能知道的事情：我在看的是受害者，而且是通过凶手的眼睛。底下是他寄给警方的照片。第一眼看过去，照片很美，苍白的形状宛如巨型花朵；但你随即意识到，那些塑像的原材料是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