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大清早，汤斯打来电话。结果出来了：非决定性的证据。实验室人员完全同意我的看法，但你不可能确证这种静物照里的人肯定是死人。幸运的是我们并不需要决定性的证据。企图利用母亲的供词重启调查的是克雷。调查局图像实验室的专家证词有足够的分量，能说服法官认为克雷的新证据并不具备说服力。当天晚上我们得知他的请求遭到驳回，死刑的延期就此中止。他总算要赴死了。

    这是我们的胜利，但天知道为什么，听完这个电话我很空虚，就连昨晚还欢笑祝酒的汤斯也没什么精神。我给达妮留言，把这个消息告诉她。我检查电子邮箱，踱来踱去，淋浴剃须。一时心血来潮，像是在响应突如其来的号召，我收拾好过夜包，匆匆出门，搭地铁到佩恩车站，然后乘火车去州北。

    我不清楚我为什么要再次探访克雷。他从一开始就不打算写书，也没有理由要见我，他已经利用完了我，而且是我把他往死路上推了一把。可是，我凭直觉知道他愿意见我，而我也没猜错。作为他本人的历险故事的主题和真正作者，他的自尊和自负都要求他必须这么做。就算我不再为他写故事，我依然是他的捉刀人，现在更是他唯一的读者。但是，故事还不完整，我想知道结局，哪怕这本书永远不会被写出来也一样。

    就这样，我又在那个我几乎住不起的烂旅馆凑合了一夜，吃了个潮乎乎的总汇三明治，在隆隆车声中半梦半醒地睡觉。我在访客等待区徘徊。我曾在这里见过弗洛斯基，弗洛斯基的律师恐怕很快就要在这儿等着见身处死囚区的她了。我去售货机上买了个陈年士力架。狱警带我进去。

    克雷显得老了、瘦了，头发更花白了，但并不显得害怕，甚至谈不上不开心。

    他看见我，喊道：“好啊！”露出灿烂的笑容，举起戴手铐的双手打招呼。他坐回椅子里，跷起腿，像是在等待饭后咖啡，或者接受杰·雷诺的访问，只是脑子一热穿了橘红色的连体服而已。他似乎并不特别担心即将死去，虽说他上诉了十来年，还和母亲演了那么一场好戏；母亲很可能因为他要被判处死刑，他对此似乎也没什么感觉。他连看见我都不生气。他似乎很想聊天。

    他说得很清楚：无论他说什么，我反正都用不上。之前的合同就算刚开始确实合法，现在也已经作废。他对外仍旧否认所有罪行，还通过公设律师特别发表声明说他是无辜的，一切与此相反的说法都是谎言。我没带录音机，也没有笔记本。不管我写什么，都会被认为是虚构的。

    我说我明白。于是他开始讲述，我默默聆听。他一直说到警卫出现、我不得不离开才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