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往往是在不经意中创造的，一九七八年，当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二十一户农民，为了吃饱肚子，冒着莫大风险，将土地承包下去的时候，谁也没想到这是在创造历史，更没想到这些农民同志实际上已为一场前无古人的伟大改革破了题。

    经过两年的争论和试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行了，文山是一九八一年具体落实的。当时的政策是，土地承包合同一签五年。赵安邦作为文山古龙县刘集公社党委书记，

    参预了大包干的实施过程，深切体会到了一代农民心灵的颤动。钱惠人的父亲三老爹签过合同后，蹲在自家承包的八亩六分地里，一夜没回家，回家后就对钱惠人说：“党的政策好哇，到底把地包给咱了，庄稼人看见亮了！”

    钱惠人时任公社党委副书记，分管民兵训练和治安，工作一直干得很不错，可家里包了八亩六分地后，立马变了个样，公社院里看不到他的影子了，白日黑夜和他父亲三老爹泡在自家的承包地里，气得赵安邦几次在党委会上批小农思想。在赵安邦看来，钱惠人骨子里就是个只注意眼前利益的农民，和那些农民们一样，都把这五年承包期当成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致富机遇，似乎这种机遇是天上掉馅饼，一旦抓不住，馅饼就没了。这种心态也不奇怪，当时毕竟还是八十年代初，一切都在摸着石头过河，中国未来的路到底怎么走，谁心里也没有数。但钱惠人毕竟不是一般农民，到底在自家的八亩六分地上发现了真理，他第一个提出：把土地分给农民！

    这是一九八五年发生的事。这年五月，赵安邦由时任县委书记，其后升任地委副书记的白天明提名推荐，出任了古龙县主管农业的副县长，钱惠人继任刘集乡党委书记。也正是那一年，土地的第一轮承包到期，第二轮承包即将开始。

    就在这节骨眼上，钱惠人坐着乡政府的破吉普，跑到县城招待所，向主管副县长赵安邦做了个汇报，先大谈了一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怎么发生了巨大威力，乡里的农业形势如何一片大好，不是小好，继而，试探着提出，“赵县长，这……这地还继续包下去吗？咱……咱们能不能思想解放些，干脆把地分给农民算了！”

    赵安邦大吃一惊，“把土地分给农民？钱胖子，你该不是喝多了吧？把土地承包给农民和分给农民，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这连想都不能想，知道不？”

    钱惠人不服气，“怎么就不能想呢？中央说了，现在就是要解放思想！”

    赵安邦根本听不进去，手直摆，“这和解放思想无关，地委、县委都不会考虑的！你在我这儿说说也就算了，和别人这么四处胡说，小心县委撸了你的乌纱帽！”

    如果钱惠人就此被吓回去，如果没有一个多月后县委关于承包年限的争执，没有白天明大胆解放思想的指示，也许就没有那场分地风波了，新来的省委书记刘焕章也不会注意到他。可那天钱惠人没被吓回去，仍坚持要试着搞“二次土改”。

    钱惠人说了许多理由，“赵县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吧？既然实践证明地在农民手上年年大丰收，为啥就不能分呢？咱们党领导人民闹革命时，就是以打土豪分田地为号召的！现在只把地包给农民，农民都不放心，担心政策会变！随着承包到期，都不往地上下力了。刘集乡去年和今年虽然都丰收，产量可不如头三年了！不是自己的地，都不爱惜，连我爹都不用农家肥，只用化肥。有些人家做得更绝，从去年开始就用盐水浇地了。这么下去不得了啊，地力一年不如一年，全板结了，变成盐碱地了，咱们又是个农业大国，总得有个长远的打算是不是？”

    这些情况，赵安邦实际上都清楚，过去他是公社党委书记，如今是管农业的副县长，怎么可能不知道这种情况呢？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在不久前省里召开的一次农业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