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十字架下的较量
可树主动谈到了实质性问题,也认真了:“高雅菊不仅仅是两次违纪出国的问题吧?她手上的那个钻戒是怎么回事?是你送的吧?高雅菊本人都承认了嘛!是第二次出国时,你在阿姆斯特丹给她买的纪念品。还有她账上那二百多万,都从哪里来的呀?啊?”
白可树道:“钻戒确实是我送的,高阿姨既然已经承认了,我也不必再隐瞒。可我送这个钻戒完全是朋友之间的个人友谊,怎么能和受贿扯到一起去?不能因为我是常务副市长,就不能有朋友吧?再说,我的职位比高阿姨高得多,哪有倒过来行贿的事?”
刘重天严肃地道:“你的地位是比高雅菊高,但另一个事实是:高雅菊的丈夫齐全盛同志是镜州市委书记,是你的直接领导,这行贿受贿的嫌疑就存在,就不能不查清楚!”
白可树手一摊:“好,好,刘重天,那你们就去查吧,就算是行贿受贿,这个钻戒也不过价值四千多元人民币,恐怕还不够立案吧?至于高阿姨手上的那二百多万,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来源完全合法,是高阿姨退休后自己炒股票赚来的,是一种风险利润!”
刘重天想了想,抓住时机问:“那么,请你就这两个问题说清楚:你送给高雅菊的这个钻戒的价值究竟是四千多元,还是六千多元人民币?高雅菊在股市上炒股是怎么回事?”
白可树沉默了一下:“这两个和我无关的问题我完全可以不回答,但是,为了高阿姨的清白,我回答你:一、在阿姆斯特丹买钻戒时,欧元处在历史低位,退税后折合人民币是四千八百多元,现在欧元对美元升值了,可能有五千多元人民币了,但立案值仍应该是当时的价格。二、高阿姨炒股是我怂恿的,开户资金二十五万是我让金字塔大酒店金总从账上划过来的,高阿姨坚决不收,从家里取出了所有到期不到期的存款,把二十五万还给了金总。”
刘重天问:“这二十五万是什么时候还的?是案发前还是案发后?”
白可树道:“什么案发前案发后?是高阿姨开户后没几天,两年前的事了。”
刘重天又问,似乎漫不经心:“金总是你什么人?怎么这么听你的?”
白可树道:“一个企业家朋友,——你当市长时不就提倡和企业家交朋友吗?”
刘重天说:“我提倡和企业家交朋友,是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帮助企业解决困难,不是让你从人家的账上划钱出来给市委书记的夫人炒股票!”停顿了一下,口气益发随和了,“类似金总这样的朋友,肯定不少吧?啊?你就没想过,你倒霉的时候人家会来和你算总账?”
白可树笑了:“看看,刘市长,又不了解中国国情了吧?谁会来和我算总账?你问问那些企业家朋友,我白可树是个什么人?占过他们的便宜没有?什么时候让他们吃亏了?”
刘重天立即指出:“我看话应该这么说:你占了他们的便宜,不过,也让他们占了国家和人民的便宜,所以,他们才没吃亏,甚至有些人还在你权力的庇护下暴富起来了……”
白可树道:“这也没什么不好,财富在他们手里,他们的企业越做越大,就增加了就业机会,也增加了国家和地方的财政税收,目前就是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嘛,要完成原始积累嘛!比如说金总,人家十年前靠八千元借款起家,现在身家十五亿,对我们镜州是有大贡献的。”
刘重天笑笑:“你说的这个金总我不了解,不过,既然有了十五亿身家,显然是个商战中的成功者,金总成功的经验,我想,也许有人会有兴趣去研究一番。我现在要纠正的是你的错误观点: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判断一个国家的性质,不是看社会上出现了几个金总,而是要看它的主体经济的成分。事实怎么样呢?现阶段公有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连上市公司